作者：吉林大學哲學社會學院社會學系　陸琴

　　總結以往國家城市化進程中農民市民化的轉化過程，學界一般多強調地域遷徙、職業轉變、戶籍身份變更等領域的變動。毫無疑問，肇始于新舊世紀交替之際的當代中國城鎮化以及由此發軔的農業轉移人口的市民化，亦應大體經歷上述轉變過程。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社會城鄉二元結構的長期存在，導致新時期中國的農民市民化過程必定要面臨一系列特殊因素的制約，其情況更為復雜。

　　由鄉村到城市的轉移過程在任何國家都不可能是直線式的，而是充滿了矛盾和曲折。其中，最為復雜的問題當首推從“農民”到“市民”轉化過程的長期性。因為相當一部分農村勞動力實際上已不是一種靜態存在，而是游走于城鄉之間，以“兼業”的方式在城鄉之間流動。即便是那些具有進城意愿的農民工也因無法以“在地化”的身份進入城市而長期徘徊在城市之外，因此，農業轉移人口能否實現在地化，便成為其完成市民化的前提和關鍵。

　　推進以農民工為主體的農業轉移人口實現在地化，應把握好以下幾個環節。

　　社會關聯的建立與農業轉移人口的在地化

　　這里所說的“在地”，不僅僅指空間在地、職業在地、戶籍在地，也包括“關系在地”。值得注意的是，在相當長的時間里，“關系在地”沒有得到人們足夠的重視。雖然近年來國家出臺了許多旨在推進外來人口進入城市社區的制度和政策，但并未收到預想的效果，外來人口在城市社區參與的積極性比較低落，這一方面是因為，外來人口基本上沒有實現在地化，仍屬外在于城市而存在的“流動無根群體”，雖然這一群體在城市已具有眾多利益訴求，但參與渠道不暢，參與水平較低，導致進入城市的農業轉移人口并未與其居住的社區建立起真實的社會聯系。可見，農民市民化是一個非常復雜的社會總體變動的過程。對此，我們需要持一種“漸進策略”，注意為進城農民創造出一種良好的社會氛圍，使其進入城市社會成為可能。在農民市民化的問題上，政策和制度構建固然極為重要，但從政策運行的動態角度看，其實施所需要的社會基礎性條件的積累和提供，則更具根本性意義。

　　就業與農業轉移人口的在地化

　　在現代社會，職場關聯是城市市民社會關系體系中最具核心意義的社會聯結，是城市市民在地化的最主要標志。正是在這一意義上，涂爾干將職業共同體作為現代社會整合最為重要的單元。但對于多數進入城市的農業轉移人口而言，他們基本上沒有建立起穩定持續的職場歸屬。就業的短期性和不穩定性，使其難以形成穩定的職業關聯。故在現實中，能否獲得相對穩定的職業，并建立起一定程度上的職業關聯，是農業轉移人口在城市居留的最重要條件，也是農業轉移人口實現市民化需要突破的瓶頸。

　　透過對進城務工的農業轉移人口社會關聯的復雜性分析，我們發現，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問題的實質在于，其自身的遷徙移動是否與工業化和現代城市職業體系發生了密切的社會關聯。只有將農業轉移人口真正地納入到工業化和城市職業體系之中，才能夠成功地進入城市，并扮演城市市民角色。

　　社區感與農業轉移人口的在地化

　　近年來，中國快速推進的城鎮化所面臨的一大困局在于，農村人口面對不斷降低的城市入門門檻所表現出少有的猶豫和徘徊，因為在可以自由進城打工、購房的情況下，戶籍入城就意味著失去了土地，同時，“城市居民已經沒有了超國民待遇的社會福利。就業、住房的市場化，尤其是糧食統購統銷政策的取消，城市人的就業、住房、糧食和一些副食品都納入了市場，其優越性明顯下降。”在此種情況下，農民更希望通過兼占的方式，游走于城鄉之間，以獲取收益的最大化，這直接導致農業轉移人口的流動呈現出“移”而不“轉”的特點。在此情形下的進城農民自然很難生成“社區感”，其在地化進程也必然會遲滯緩慢。

　　總之，從在地化的視角切入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問題，對于我們更加全面地認識當代中國的城鎮化和三農問題具有重要意義。我們應該清楚地意識到，在中國社會，由“城鄉分立”到“城鄉一體”的演化，不是從“傳統”到“現代”的單向推進，而是一個復雜的、長時間的“雙向互動”的過程。其中，植根于社會關聯基礎之上的在地化，有助于農業轉移人口真正地融入城市生活，我們應持久努力地推進這一進程。

　　閱讀延伸

　　本土化與在地化

　　本土化又稱為本地化，是指將某一事物轉換成符合本地特定要求的過程。本土化在主體不明的情況下，也可能被稱為在地化。

　　本土化與在地化主要區別在于：在地化，是客觀融入當地，即外來者融入所居地；本土化，是主觀融入當地，即本地者歸返鄉土。

　　我國農民市民化的三種形式

　　學者郭慶松根據農民市民化的深度和表現形式的差異，將我國農民市民化具體區分為三種基本形式: 就業市民化、戶籍市民化、生活市民化。他認為，就業市民化是基礎和前提，戶籍市民化是實質和保障，生活市民化是目標和歸宿；生活市民化需要就業市民化、戶籍市民化作為保障，以提高生活市民化的質量，生活市民化也可以更好支撐就業市民化和戶籍市民化。（陸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