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光明網理論學術動態導讀關注亞非團結合作、儒家文明、高校智庫、提升城市密度、政府和市場間平衡、網絡失范等話題，歡迎網友踴躍參與討論。
【李克強：加強亞非團結合作 促進世界和平公正】
4月13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北京釣魚臺國賓館出席亞洲－非洲法律協商組織第54屆年會開幕式并發表主旨講話時指出，今年是亞非法協成立的第60個年頭，60年來，我們努力追求獨立自由和平等；60年來，我們不懈謀求發展進步和繁榮；60年來，我們積極建設國際法治和秩序。
當今世界，和平與發展仍然是時代主題，合作共贏更是大勢所趨，推進國際法治是人心所向。但也要看到，世界并不安寧，亞洲和非洲的經濟建設還面臨著不少挑戰，發展中國家的合法權益仍未得到充分保障。世界要和平，亞非要進步，各國要發展，都離不開法治和秩序。新形勢下，亞非各國應繼續發揚萬隆精神，共同推動世界和平發展與公平正義：第一，推動國際政治秩序更加公正合理。第二，促進世界經濟更加開放有序。第三，努力維護國際和地區和平穩定。第四，攜手應對全球非傳統安全挑戰。第五，積極深化國際法治交流合作。
摘編自《光明日報》
【陳炎：儒家文明研究的六個問題】
山東大學陳炎認為，近些年來，隨著傳統文化熱的興起，研究儒家文明的學術機構、學術組織、學術刊物、學術論著、學術會議大量涌現，產生了不小的影響，也取得了不少的成績，但也存在著一些問題：第一，在選題方面，不少研究者缺乏問題意識，無法將傳統的學術研究與現代的社會問題結合起來，愛做死學問，缺少新思路。第二，在視野方面，不少研究者缺乏全球化的學術視野，不能跳出儒學來看待儒學，在世界范圍的文化比較中來研究儒學，從而也無法使儒學研究成為全球矚目的世界課題。第三，在態度方面，不少研究者喜歡將自己的民族情感或鄉土觀念帶進學術研究，將冷靜客觀的研究與激情澎湃的宣傳混為一談，從而也就難以保持一分為二的科學精神。第四，在方法上，不少研究者受制于傳統學術范式的影響，喜歡延續傳統經學的理路，不是對經學文本進行名物、訓詁、考證，就是對圣人的思想進行微言大義的引申與發揮，而未能使研究的水準達到現代學術的高度。第五，在學科上，不少學者受制于自身專業的限制，不會從跨學科的角度思考和研究儒學，從而也就難以獲得突破性的進展。第六，在手段上，不少學者仍然習慣于書齋式的演繹、推論的研究方法，既不會做社會學的統計分析，也不愿意做人類學的田野調查，從而限制了學術的進步。針對這種局面，要使儒學研究實現一種歷史性的突破，就必須聯合不同學科、不同專業、不同學校、不同國家的學者進行協作攻關，并搭建“文化基因”“文化實力”“文化轉型”“文化安全”這四個研究平臺。
摘編自《光明日報》
【薛瀾：籠統地把高校作為智庫來評估是不嚴謹的】
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院長薛瀾指出，在全社會智庫熱之際，智庫的概念在某種意義上也被大大拓展了。雖然國內目前有很多組織和機構在公共政策制定中發揮重要的影響，但并不等于這些組織或機構都是智庫，也不等于它們今后都應該辦成智庫。
籠統地把高校作為智庫來評估是不嚴謹的。作為一種社會組織，高校的基本功能與智庫不同，主要是人才培養、科學研究、社會服務及文化傳承。高校內存在著不少符合條件的智庫，但這與整個高校就是智庫有著本質的區別。高校的知識服務功能為科學合理的公共政策的制定所起到的作用或許比高校內的智庫所起到的作用更重要。從公共政策制定的角度看，復雜公共政策的決策往往可能需要基礎性研究、應用性研究和對策性研究的有機結合。高校只有跟專業化的智庫在專業化分工的基礎上有效配合才可能更有利于推進公共政策研究的科學化和有效性。因此，建設智庫的高校必須明確，智庫只是一種促進決策科學化、民主化、法制化的一種手段。智庫能夠幫助政府制定使得公眾利益最大化的各種政策，但并不是唯一的手段。高校本身所擅長的基礎研究對優化決策也具有重要意義。
摘編自《中國經濟時報》
【周其仁：城市投資和建設的重點應轉向集聚和合理的密度提升】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指出，上一程我國的城鎮化，似乎比賽的是誰家征地多，誰家新區遠、馬路寬，誰家的建筑高端大氣上檔次?，F在到了換賽季，也該比一比新本領了。“大城市病”的療法是多樣的，除了容易想到的不讓人來、或非把人疏散走，在更合理的城市投資、建設和管理的條件下，提升城市密度也可能是一條出路。小城鎮“加密”、農村提升密度仍有空間。
我國的城市化到了一個轉折點。單純服務于擴張城市規模的大拆大建、甚至強征強拆，無論從哪一個維度看，都斷然難以為繼。城市化下一程非轉不可，向哪里轉，值得城市的決策主體，管理主體和建設主體思考。如果“以人為本的城市化”不是拿來喊喊的口號，那么如何落地，向那個方向繼續，要有明確的答案。比較現實的選項，是在已撐開的城市骨架范疇之內，將城市投資和建設的重點轉向集聚和合理的密度提升。
摘編自新華網
【丁元竹：政府和市場間平衡的核心是分配制度及其服務體系的設計模式】
國家行政學院決策咨詢部副主任丁元竹撰文指出，政府和市場之間平衡的核心是分配制度及其服務體系的設計模式。我們已經看到，不合理的分配模式造成了相當一部分人的消費不足或沒有能力消費。這種消費不足不僅表現在一個國家之內，也表現在世界范圍內，國與國之間、地區與地區之間，最終制約了發展的步伐。市場機制造成了目前微觀結構與宏觀結構的趨同性、雷同性。這個問題還沒有引起人們的進一步討論。其深層次原因是市場力量缺乏制約，或者人們賦予它絕對的地位。國際金融危機之后，人們不能再循規蹈矩，必須尋求新的發展方式。如果從過去30年中國采取的追趕模式以至后來形成的與發達國家雷同的發展來討論問題，從深層次上說，中國當前發展方式的轉變決不僅僅是經濟領域的收入分配、城鄉關系、產業結構以及地區結構的調整，而是更加深層次的創新，一種超越發達國家傳統模式的自我探索和自我創新。得出上述結論的不僅僅是我們的研究，美國歷史學家龍多·卡梅倫已經看到了發達國家問題的癥結所在，“資源分布得不均衡——不同個人、社會集團和國家之間的不均衡——是經濟發展問題的癥結所在”。而這個問題之所在，就是我們長期追隨的一般意義上的經濟體制。
摘編自《中國發展觀察》
【鄭瑩：網絡失范會使社會付出巨大代價】
武漢大學法學院鄭瑩認為，網絡失范會使社會付出巨大代價。網絡是一把雙刃劍，運用得當，則對經濟社會發展有巨大推動作用；運用不當，則會給經濟社會發展帶來嚴重負面效應。事實上，網絡失范現象并不少見。由于網絡身份具有隨意性、隱蔽性，不是固定的而是變化的，有些人覺得現實中的種種身份標識在網絡中化為烏有，可以無成本、無負擔地隨意言論、肆意妄為，網絡空間似乎可以成為法外之地。這種認識是極其錯誤的。
其實，網絡的虛擬性、開放性并不意味著人們可以在網絡空間肆意妄為。對人們而言，網絡是一個“天高任鳥飛、海闊憑魚躍”的開放世界，充滿想象與可能。但如果缺乏基本的理性判斷、穩定的網絡秩序，毫無底線的“自由”便會變成“潘多拉魔盒”，最終傷害的是網絡“命運共同體”中的所有人。
摘編自《人民日報》
?。ü饷骶W記者康慧珍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