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江西師范大學政法學院博士研究生　潘華

　　【摘要】：目前，在我國新型城鎮化進程中新生代農民工已成為農民工的主力軍。與“融不了城，回得了村”的老一代農民工不同，面臨“融不了大城，回不了村”的現實境遇，他們何去何從？這是農民工市民化、城鄉發展一體化機制研究必須面對的一個重大理論與現實問題。新生代農民工是一群有自我意識和行動能力的主體，正在實踐中積極探索市民化的出路，由大城市回流到戶籍所在的中小城市，在打工積累的基礎上轉向自主創業或正規就業，從而實現市民夢的“回流式”市民化。為此，本文嘗試建構一條“接替—融入”的市民化路徑、“回流式”城鄉發展一體化機制，其不僅有利于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問題的解決，而且符合新型城鎮化道路選擇，更有利于我國城鄉發展一體化機制的構建。

　　【關鍵詞】：新生代農民工；“回流式”市民化；“接替—融入”路徑

　　社會轉型為農村人口提供自由流動的空間和條件，農民在生存理性的支配下，紛紛來到大中城市尋求非農的職業，以求生活品質的提高。隨著經濟的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廣大農民外出務工的動機也從生存理性、經濟理性發展到社會理性。[1]只有將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出去，讓更多的農民或農民工轉移到城鎮去完成市民化，才能集中土地和其他資源，快速發展農業生產，從而強化農村的產業支撐，增強農村的發展實力和競爭力，為農村社會發展和農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等方面奠定豐富的物質基礎。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對我國城市和農村發展都具有重大意義，是實現城市化、現代化和全面小康的必然選擇。

　　已有對農民工市民化和城鄉發展一體化機制的研究，在理論闡釋上呈現結構主義與個體主義相互割裂的問題；在實踐探究上缺乏對農民工群體發生了代際更替、代內分化的異質性不斷增強的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的路徑研究，[2]較少注意到農民工市民化外部結構的不平衡性及內部主體能動性的問題。使得以往對農民工市民化的研究過于靜態，不夠全面、也不夠深入，導致相關研究成果的實際應用有效性不足。

　　一、新生代農民工“回流式”市民化的基本涵義

　　“回流式”市民化是指離開戶籍地外出到大中城市務工的新生代農民工積累了一定經濟、社會和人力資本，了解家鄉的社會綜合環境而回流到戶籍所在地的中小城市（縣城） 來完成市民化的一種實踐行為。 “回流式”市民化體現了新生代農民工這一行為主體與所處的社會結構雙向互動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社會結構表現出制約與使動雙重性。新生代農民工的特征和優勢使其在城市化過程中不總是被動或順從的群體，而是在一定時空中運用規則和資源持續不斷地進行能動的“鄉城博弈”[3]創造城市化的各種條件。

　　新生代農民工“回流式”市民化是一個主體因素與外部結構因素互動的結果。新生代農民工“回流式”市民化的過程不僅僅是作為主體行動者的新生代農民工依靠自身的積極主動行動去適應外部結構的一個過程，也不單純是制度安排、經濟環境、大中城市輿論態度推力以及中小城市外部結構性空間對新生代農民工的吸納過程。城市經濟發展及城市化步伐加快、城鄉之間的客觀生活差距是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的重要外部結構牽力，新生代農民工自身對城市生活的向往、改變農民身份的愿望及個人發展的期盼是他們市民化的內在驅動力，外部結構的各種制度安排、經濟環境、輿論態度等城市之間分布的不平衡性為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提供了選擇空間和可能條件，他們在自身的個體能力、文化慣習等基礎上能動地反思、調節市民化的可行路徑。

　　“回流式”市民化是新生代農民工在社會現實條件下對自身行為“反思性調節”的結果。對行動的反思性監控與調節，就是行動者總是試圖不斷地認識自己的種種活動和自己得以在其中活動的社會與物質環境，并期待知道別人對自己的這些活動是如何反應的。為此，新生代農民工總是不斷地改變和調節著自己的行動。即“行動者不僅始終監視著自己的活動流，還期望他人也如此監控著自身。他們還習以為常地監控著自己所處情境的社會特征與物理特性”。[4]農民工沖破傳統社會的各種結構性制度的阻礙，從農村社會來到城市社會、從農業謀生到非農就業，是一種社會流動，是他們對我國城鄉收入差異大、區域經濟發展水平差異大及邁向現代化社會的一種理性反應，是一個不斷認識自己的行為條件和不斷了解他們自己所處的社會情景的產物。

　　新生代農民工“回流式”市民化是一個“利益整合—發展理性”的建構過程。老一代農民工和新生代農民工在人口流動、人口遷移和城市化行為等方面的動機及行為邏輯是不同的。在筆者看來這兩代農民工的行動邏輯可以概括為“生存—貨幣”邏輯和“利益整合—發展理性”邏輯兩個分析框架。新生代農民工的個體特征和市民化意愿和能力方面他們遵循的是“利益整合—發展理性”的行動邏輯。“利益整合—發展理性”的行動邏輯中的利益不僅包括個人利益還包括家庭利益兩個層面，發展也不僅包括個人的發展還包括家庭發展的內容。在個人與家庭、在結構與行動之間來遵循他們的“利益整合—發展理性”的行動邏輯是他們選擇“回流式”市民化的內外環境互動的結果。

　　“回流式”市民化是新生代農民工在反復權衡與社會定位的動態中建構的。新生代農民工的“回流式”市民化是一個反復權衡形成的過程。這個反復權衡的過程也就是他們進行自我社會定位的過程。他們不管在經濟收入、接受知識能力水平、城市社會生活實踐還是在個人綜合素質層面來說，新生代農民工相對一直滯留在農村社會的農民來說具有明顯的優勢，但是由于他們沒有在農村社會從事農業的生產活動，自己的“缺場”導致他們在農村也處于一種邊緣位置。然而，他們在大中城市處于“在場”的邊緣地位，不管在職業選擇、勞動報酬和社會保障等方面。在這種社會情境下，新生代農民工如何追求自己的價值對他們選擇城市化地域具有很大的影響。在很大程度上說，他們選擇“回流式”市民化主要取決于自身對這種“缺場”邊緣與“在場”邊緣的認同和感受。

　　新生代農民工“回流式”市民化是一個整合資源與獲取機會的嵌入過程。作為行動實踐主體的農民工，他們在任何社會結構和社會制度面前并不是完全無能無力的，與此相反，他們會在發展理性的驅動下為了自己的家庭和自己的利益不斷整合資源和行動。新生代農民工“回流式”市民化的過程中，作為行動主體的新生代農民工能夠發揮自主的能動性、表現出一種積極性和創造性的行動。隨著農民工代際更替、代內多次分化、分層的出現，他們市民化的意愿也越來越強烈。出現了很少一部分新生代農民工在務工城市就地市民化的路徑，產生了一些兼顧多種利益，能動選擇“回流式”市民化的可行路徑，從而實現他們市民化的目標。也還有一部分由于外部結構及個人能力的雙重影響返回到農村的，從農民工轉變了農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