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品力作的涌現，需要人品與文品相統一

　　中華美學精神的創作論和作家論，有一個極為重要的命題就是文品與人品的統一。所謂“詩言志”“文如其人”“讀其書，想見其為人”“道德文章”“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學識，斯有第一等真詩”“從噴泉里出來的都是水，從血管里出來的都是血”，等等，都是這個意思。對此，論述尤為充分的是葉燮和劉熙載。葉燮說，“詩是心聲，不可違心而出，亦不能違心而出”，“志高則其言潔，志大則其辭弘，志遠則其旨永。如是者其詩必傳，正不必斤斤爭工拙于一字一句之間。”他還以“千古詩人推杜甫”為例，強調“詩之基，其人之胸襟是也。有胸襟，然后能載其性情、智慧、聰明、才辨以出，隨遇發生，隨生即盛。”劉熙載明確提出“詩品出于人品”，“筆性墨情，皆以其人之性情為本。是則理性情者，書之首務也。”毫無疑問，古人的這些論述，對我們今天理解做人與做文的關系是大有裨益的。葉燮認為作家藝術家“有胸襟”“志高”“志大”“志遠”是其作品得以成功的決定性因素，這對于當代的文藝家難道不是很大的啟發嗎？當然，從來人品、文品都是歷史的和具體的，因而必然打上時代的烙印。對于今天的作家來說，文品與人品的統一有其不同于以往的更高的要求。

　　“人品”可說是對人的思想境界和道德情操的綜合要求，對作家藝術家來說當然應該要求更高。毛澤東指出，“中國的革命的文學家藝術家，有出息的文學家藝術家，必須到群眾中去，必須長期地無條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農兵群眾中去，到火熱的斗爭中去，到唯一的最廣大最豐富的源泉中去，觀察、體驗、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階級，一切群眾，一切生動的生活形式和斗爭形式，一切文學和藝術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進入創作過程。”這就從文藝與生活、作家與群眾、世界觀與創作的高度徹底解決了人品與文品的關系問題。習近平也同樣強調，“文藝是鑄造靈魂的工程，文藝工作者是靈魂的工程師”，“文藝創作方法有一百條、一千條，但最根本、最關鍵、最牢靠的辦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對照當前創作實際，以上論述具有極強的針對性和緊迫性。很顯然，只要廣大的文藝工作者認真而不是敷衍地、切實而不是表面地按照上述要求去做，與人民同呼吸、共命運，在火熱的生活中開闊胸襟、蕩滌靈魂、汲取力量、志存高遠，就一定能做到人品與文品的統一，為無愧于偉大時代的優秀作品的不斷涌現提供最可信賴的人格保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