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奇跡極大地幫助國際社會實現千年發展目標（MDG），即到2015年全球絕對貧困人口要比1990年減少一半，我們估計中國的貢獻率將會達到80%，也就是說沒有中國的貢獻，實際上是很難實現這一目標的。特別需要說明的是，2015年9月，聯合國將舉行高峰會議，討論2015年后全球可持續發展目標，習近平主席將參加這一會議。此外，世界銀行提出2030年終結絕對貧困人口的減貧目標，旨在到2030年將全球絕對貧困人口（日均收入低于1.25美元）降至全球人口3%以內。要實現該目標，每年要減少貧困人口5000萬。實際上，中國2014年減少的絕對貧困人口就超過1235萬人，占了全球減貧目標的1/4。

　　以上經濟增長奇跡、就業奇跡、減貧奇跡構成了中國經濟奇跡。當然還包括其他方面創造的奇跡。

　　那么，中國經濟奇跡原因何在呢？這與中國經濟決策的制度和機制有什么關系？在世界上中國有什么獨特的政治優勢？為什么她可以高效做出重大戰略決策和公共政策？又是如何將這一政治優勢轉化為經濟優勢？

　　中國的經濟決策制度和機制不同于那些經濟大國（如G20國集團）的（個人）總統制、內閣制或議會制等制度安排，充分體現了民主、專業、靈活、高效，并越來越程序化、制度化。就每年經濟決策來看，經過了三大步驟決策過程。

　　這一決策過程是民主與集中的高度統一、相互結合，是先民主、后集中、再民主、再集中的過程。

　　第一步，是黨中央決策，體現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2014年12月）。該會議是黨中央領導經濟工作、作出重大經濟決策的最重要會議制度，從1994年11月底首次召開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就形成了這一重要的會議制度。

　　一年一度召開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主要任務是分析當前國內外經濟形勢，總結當年經濟工作，提出下一年度經濟工作的總體要求和主要任務，明確下一年度宏觀經濟政策取向，對經濟社會發展重點工作作出具體部署。

　　從制定公共政策的視角看，通常在中央與地方之間面臨兩個嚴重“不對稱性問題”，一是信息的不對稱性；二是知識的不對稱性。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就是溝通信息、分享知識、形成政治共識，作出經濟決策。不僅在中央和地方之間降低兩個不對稱性，而且也會在各方之間（如中央與國務院部門等）降低這兩個不對稱性，這樣的話就會為形成政治共識提供信息基礎、知識基礎。通常，我把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稱之為“準中央全會”或擴大的中央全會。因為不僅幾乎所有的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都參加這個會議，而且各地、各部門包括軍隊的黨政軍主要負責人以及中央企業院校等主要負責人也會參加。不僅充分分享關于國內形勢和方針政策的信息，而且還充分分享中央對國際形勢的基本判斷和分析，從而不僅有利于形成全局思維、戰略思維，也有助于形成國際思維、全球思維。

　　第二步，是國務院決策過程，體現在起草《政府工作報告》（ 2014年12月-2015年2月）。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召開之后，國務院起草《政府工作報告》。由李克強主持召開專家學者和企業界、教科文衛體界人士和基層群眾代表座談會（1月26-28日）；李克強主持國務院常務會議審議討論；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進行審議；李克強召開國務院全體會議進行討論；下發到全國黨政軍群所有部門，總共發出3000多份，收集到上千條意見；習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政府工作報告送審稿（2月12日）。誠如李克強總理所言：報告在起草中匯聚了各方智慧，表達了各界群眾對持續發展經濟、不斷改善民生、促進社會公正的愿望。（李克強，3月6日）

　　第三步，全國人大決策過程（2015年3月5日-15日），首先是3月5日，李克強作《政府工作報告》，其次，由全國人大代表分組討論和審議。同時還審查由國家發改委主任徐紹史代表國務院關于2014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執行情況與2015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草案的報告，審查由財政部部長樓繼偉代表國務院關于2014年中央和地方預算執行情況與2015年中央和地方預算草案的報告，最后在3月15日大會閉幕之前正式通過關于《政府工作報告》的決議以及年度計劃、年度預算報告的決議。

　　以上三個步驟所構成的中國經濟決策機制，是一個典型的決策過程的“三化”：即民主化、科學化、制度化，從而保證重大政策的正確性和及時調整的靈活性。在這個過程中，充分利用媒體，特別是新媒體手段，形成了政府與社會、媒體與公眾等之間的信息互動關系，從大數據的視角來看，也形成了“兩會”期間的各類關鍵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