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光明網理論學術動態導讀關注經濟新常態與舊狀態的區別、環境保護、"三個全面"、“圈子文化”、政府與社會之間的關系等話題，歡迎網友踴躍參與討論。
【胡鞍鋼："三個全面"將使中國經濟新常態再上大臺階】
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院長胡鞍鋼撰文指出，目前，中國經濟已經進入新常態，有新的發展特征、新的發展動力、新的發展趨勢，需要新的發展思路、新的發展政策，順其自然，應勢利導。作為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中國在經濟、貿易、科技創新和減貧四個方面正在對世界產生正外部性與貢獻。目前，中國應從全面對外開放、全面參與全球治理、全面做出世界貢獻三個方面來處理中國與世界關系。全面對外開放，是推動中國經濟新常態的外部動力，而全面深化改革則是內在動力，進而構成中國經濟發展的兩大驅動力；全面參與全球治理，既是建立更加民主、公平和均衡的國際經濟政治治理結構及機制的重要途徑，更是中國發揮全球領導者作用的必然選擇。全面貢獻人類發展，既是始終不渝走和平發展道路的必然選擇，也是始終不渝奉行互利共贏開放戰略的具體體現；既是符合世界各國共同的長遠的根本利益，也是符合中國自己的長遠的根本利益。在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之際，“三個全面”將使中國經濟再上一個大臺階。
摘編自光明網
【張占斌：中國經濟新常態與舊狀態的六大區別】
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部主任，教授、博導張占斌撰文指出，如果用簡要的話來解釋，舊狀態就是 “經濟結構的低水平野蠻生長”，滿足于“跑馬圈地”和“占山為王”。新常態則是 “經濟結構的全方位優化升級”，致力于實現創新驅動。兩者的根本區別就在于能否實現創新驅動。如果再展開一些，則具體區別體現在六個方面：第一，從增長速度來看，舊狀態是高速增長，而新常態是中高速增長；第二，從發展方式來看，舊狀態是規模速度型粗放增長，而新常態是質量效率型集約增長；第三，從產業結構來看，舊狀態是中低端水平，而新常態是追求中高端水平；第四，從增長動力來看，舊狀態主要是靠要素驅動、投資驅動推動經濟增長，而新常態是強調創新驅動推動經濟增長；第五，從資源配置來看，舊狀態基本上是政府主導的不完善的市場經濟，市場起基礎性作用，而新常態是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第六，從經濟福祉來看，舊狀態基本上是非均衡型發展，而新常態是向包容共享型轉換。
摘編自《遼寧日報》
【常紀文：環境保護需要大戰略】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長常紀文撰文指出，環境保護既要定好當前環境保護問題的位，還要定好當前和今后環境保護工作的向，即要有大格局、大戰略。
環境保護需要建立長期戰略：其一，應將環境保護納入國家的發展指標體系之中，特別是納入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指標之中。其二，大力發展環保及相關綠色產業，即通過發展環保及相關綠色產業，使民間資本看到環保及綠色產業的商機，自發參與到環保事業中，從而實現調整產業結構、改變發展方式、推動經濟發展的目的。
與此同時，也需要制定近期策略：一、應當繼續加大嚴格執法力度，遏制當前環境污染嚴重惡化的趨勢，逼迫企業通過采購相關設備、進行技術改造來守法，從而創造環保產業需求，拉動就業，促進綠色經濟和環境保護產業的發展。二、應當繼續培育公民的環境法治意識，樹立環境法律權威，提升環保部門在公眾心中的形象，為環境保護打好堅實的群眾基礎。
摘編自《經濟參考報》
【李君如：“圈子文化”是無法無天文化】中央黨校原副校長李君如撰文指出，“圈子文化”，是這次反腐敗斗爭中提出的一個重大問題。我們必須明確地指出，“圈子文化”不是共產黨人的文化，必須痛加鞭韃，堅決抵制。黨內拉幫結派的“圈子文化”，具有依附性、投機性、幫派性、貪婪性的特點，是一種具有濃厚封建主義色彩的腐朽文化。我們同這種“圈子文化”的斗爭是長期的，要找到長治久安的辦法:要抓價值觀建設，“圈子文化”，本身就是一種極端利己的維護幫派私利的價值觀；要抓陽光制度建設，“圈子文化”的滋生和蔓延，極大地破壞了黨的各項制度；要抓法治建設，“圈子文化”，在某種意義上，是無法無天文化。用法治管圈子，才是正道。
摘編自《思想政治工作研究》
【趙晉平：新常態下中國將長期成為世界經濟增長引擎】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對外經濟研究部部長、研究員趙晉平認為，從中長期來看，較低的增速將成為全球經濟的新常態。預計未來10—20年，世界經濟增長速度將低于金融危機之前20年的平均值，大致保持在年均2.7%左右的水平。未來一個時期，雖然中國經濟潛在增長率將自然回落，經濟將呈現中高速增長的新常態，但從基本面看，有利于中國經濟長期持續較快發展的因素仍然較多。
中國經濟占全球的比重將不斷提升，對全球經濟的影響力也將持續增強。按照今后10—20年中國經濟年均增長6%左右計算，假定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不變，到2020年中國經濟占全球經濟的比重將達到15%，到2030年將達到20%左右。如果考慮到匯率升值和相對物價上漲，這一比重可能更高。相應地，中國經濟增長對世界經濟增量的貢獻將進一步提高，大致保持在30%左右。另外，假定中國未來人口年均增長率為5.12‰，按照6%年均經濟增速測算，中國的人均GDP到2020年可超過1萬美元，2033年超過2萬美元（均按2013年現價美元計算），并在2025年前后超過全球人均GDP平均值。中國經濟發展將跨上新臺階。
摘編自《人民日報》
【陳天祥：政府與社會之間關系由領導與被領導向相互平等轉變】
中山大學南方學院教授陳天祥認為，政府與社會之間關系由領導與被領導向相互平等轉變。在過去，城市社區普遍不存在具有獨立性的社會組織，政府與社會組織、居民之間的關系基本上是一種領導與被領導的關系，社區居民只能被動地接受政府或其代理機構提供的公共服務。而現在，由于前述的公共服務多元化供給的出現，政府與社會組織之間逐漸形成了相對平等的合作關系。在一些發達地區，除了仍然存在政府與居委會之間的傳統關系外，還存在由引進的社會組織設計甚至孵化社區公共服務項目，讓政府從中選擇，并采取向社會購買服務的形式，從而改變了過去由政府主導、自上而下提供公共服務的模式。在這種情況下，政府與社會組織之間的關系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兩者之間就有可能形成相對平等的合作關系。甚至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是社會組織在牽引著政府服務內容的創新與發展，社會組織在社區治理中的作用日益彰顯。
摘編自《國家治理》
【賀雪峰：“可逆的城市化”是城市化政策的底線】
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部主任，教授張占斌指出，新型城鎮化很重要的一點是強調“人的城市化”。人的城市化，總體來講，就是不能只是城市規模的擴大，不能只是土地城市化，而是要進一步將農民化進城市。梳理一下，關于“人的城市化”，大致有三種觀點，一種觀點特別關注城郊農村的城市化，認為應當開放小產權房，從而讓城郊農民“自主城市化”，第二種觀點尤其關注進城農民工的城市化，認為城市化的重點就是為進城農民工提供可以在城市住得下來的房子。我主張一種“可逆的城市化”，或者說是主張一種可以讓農民既自由進城，進城失敗后還可以自由返鄉的城市化。這種主張認為，在當前中國人均GDP只有歐美日1／7的國情下面，中國不可能為所有進城農民工提供他們在城市安居的收入和就業條件。中國農民工進城往往表現為年輕時進城務工經商，年齡大了仍然要返回農村。正是當前“以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勞動力再生產模式，使農民家庭可以有比較高的收入，而只有比較少的支出。當然，隨著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城市可以為越來越多進城農民工提供在城市體面安居的就業與收入機會，但在未來很長一個時期，城市卻不可能為大多數（更不可能是全部）進城農民工在城市體面完成勞動力再生產提供條件。農民工進城失敗后可以返鄉，對于農民工來講，是十分重要的保障，是他們的基本人權，是中國城市化政策的底線。讓進城失敗的農民回得去農村，是這種“人的城市化”主張的核心方面。
摘編自《北京日報》
（光明網記者康慧珍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