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造出“新的人口紅利”

　　在人口格局的變化中，“人口紅利”逐步減弱引起人們的討論。實際上與其考慮如何避免“人口紅利”的消失，還不如深入思考對經濟發展模式和制度安排進行新的調整，從而應對人口變動和人口結構的轉變，反而能夠開辟出適應未來中長期人口變動的新的發展機遇。“傳統的人口紅利”逐步減弱帶來發展的挑戰，但也同時創造出一些新的發展機遇，或者可以說是創造出“新的人口紅利”。

　　第一種新的人口紅利是“人力資本紅利”。人口生育率下降推動教育水平的提高，而人口死亡率下降帶來預期壽命的提高和健康預期壽命的提高。教育水平的提高和健康壽命的延長，共同增加了勞動者的人力資本。勞動者人力資本的提高使得人力資本替代勞動力數量成為可能。只要人力資本對于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超過勞動力數量對于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人口結構轉變過程中出現的“人口紅利消失”就可以轉而被新生成的“人力資本紅利”所替代，并創造出新的發展動力。這也就要求以勞動力為依托的經濟發展模式要轉變成為以人力資本的充分利用為動力的發展模式，轉變成為更加依賴人才、更加依賴知識技術、更加依賴健康促進的發展模式，通過人力資本的不斷投資和充分利用來提高勞動生產率，使得單位勞動者能夠創造出更多的物質和社會財富，這樣的人口結構轉變所帶來的新紅利就能夠延長經濟社會發展的可持續性。同時促進“人力資本紅利”發揮作用，才能真正落實知識創新和技術創新，使創新驅動的經濟社會發展得以實現。因此，在人口結構性轉變背景下新生成的“人力資本紅利”實際上有可能替代“傳統的人口紅利”的下降，并構造成為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和創新發展的新動力。

　　第二種新的人口紅利是“消費和服務紅利”。“傳統的人口紅利”的典型特點是勞動適齡人口比重提高和社會撫養系數下降，在此人口結構變動下帶動了投資率的提高，這也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釋改革開放以來形成的投資驅動的經濟發展方式。人口結構轉變帶來老年人口比重提高和社會撫養系數上升，會造成人口紅利的減弱，帶來投資率的下降，但在另一面則相應帶來消費率和服務需求的提高。這種消費和服務的增加，在某些方面表現為養老、護理等等社會的負擔，或者是對非勞動力人口教育、健康等等家庭社會開支，但也有可能構成人口紅利減弱以后的新的發展動力。這也意味著一個推論，如果消費和服務提高對于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快于投資率下降對于經濟增長的影響，這樣“傳統人口紅利”的減弱也就能夠被增加著的“消費和服務紅利”所替代。同時，增加著的“消費人口紅利”本身意味著提高居民的生活福利，并且形成一種以服務為導向的、以福利幸福為追求的經濟社會模式，避免了過分重視GDP對發展本質的扭曲，和對民生幸福的不利影響。

　　第三種新的人口紅利是“老年人口紅利”。這樣的想法可能被認為是豈有此理和天方夜譚，因為老齡化水平提高正是被廣泛討論的人口紅利減弱和社會負擔提高的原因。但是實際上我們可以看到，老年人口預期壽命和健康預期壽命在延長，老年人口數量和比重的提高意味著可以利用的老年人力資源和老年人力資本的存量也在增加。那么，如果老年人力資源的開發利用快于勞動適齡人口比重的下降，總體上由于“傳統人口紅利”減弱所帶來的生產能力損失就能夠被生產性老齡社會帶來的經濟社會貢獻增加所替代。其實，無論采取什么樣的人口政策，老齡化的總體趨勢仍然是不可避免的。老齡化過程客觀上不是一個悲觀的現象，其實際上意味著人類社會的進步，因為預期壽命的提高正是人類自身的發展能力、人類自身生命成長的表現。因此，在充分認識老齡化過程對于經濟社會確實帶來諸多挑戰和不利影響的同時，我們也需要有另一種逆向思維，就是生產性老齡社會建設本身就蘊含著解決“老齡化”挑戰的對策思路，并為開辟新的人口紅利提供可能。

　　傳統的“人口紅利”正在減弱和消失，并不必然對未來國家發展帶來決定性的不利影響。人口結構轉變過程中會形成一些“新的人口紅利”，可能孕育出新的發展機會和發展模式，并可能有著更大的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能力。但是特別應該強調的是，這樣的“新人口紅利”和1960年代出現的“人口紅利”一樣，并不必然地就會實現。如果經濟發展模式和制度安排不適應未來人口變動和結構性轉變，“人口紅利”減弱才真正對國家長遠發展帶來威脅。要實現這些“新的人口紅利”，要求加快推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和實行一系列的包括教育制度、人才制度、創新制度、收入分配制度和社會保障制度等等改革，使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盡快向創新經濟轉變、盡快向消費服務經濟轉變、盡快向生產性老齡化社會轉變。要加快轉變的速度，才能夠適應人口結構正在發生的快速轉變，適應“傳統人口紅利”的下降，只有這樣，“人力資本紅利”、“消費和服務紅利”和“老年人口紅利”，才可能內嵌成為經濟社會成長的積極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