點擊右上角微信好友
朋友圈
請使用瀏覽器分享功能進行分享
調查問題加載中,請稍候。
若長時間無響應,請刷新本頁面
【“兩會”特稿:中國經濟新常態專家系列談七】
作者: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校長 施建軍,對外經濟貿易大學中國WTO研究院執行院長 屠新泉
經過三十多年的高速發展,中國經濟發展速度近年來放慢了腳步,顯示出穩定的趨勢性,這表明中國經濟在超高速運行數十年之后,進入了一個新的增長軌跡。這就需要我們正確認識中國經濟發展的新常態、適應經濟新常態,保持戰略上的平常心態,既要堅定信心,又要調整策略。這樣,中國經濟才能夠在新常態的條件下,繼續保持健康、持續和穩定的增長。
中國經濟新常態的表現是中國經濟結構的整體性變遷。習近平總書記在2014年11月APEC工商領導人峰會上闡述了中國經濟新常態的三個主要特點,即一是從高速增長轉為中高速增長。二是經濟結構不斷優化升級,第三產業消費需求逐步成為主體,城鄉區域差距逐步縮小,居民收入占比上升,發展成果惠及更廣大民眾。三是從要素驅動、投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這些因素的趨勢性變化表明中國經濟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必須制定新的經濟發展戰略,以適應和引領新常態。
對外開放作為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推動力,同樣面臨著重大的趨勢調整。一方面,從出口和國際收支看,過去出口一直是拉動我國經濟快速發展的“三架馬車”之一,但當前全球總需求不振,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我國制造業的低成本優勢。2014年我國出口總額增長4.9%,低于GDP的增速,而這種出口低速增長很可能將成為下一時期經濟發展的新常態。另一方面,隨著我國資本、技術、企業能力的積累,我國已經形成許多新的出口競爭優勢,特別是在資本、技術和人力資源比較密集的土木、高鐵、機械、電子、造船等領域。同時,我國企業的國際化經營能力和資本優勢逐步增強,企業走出去已經成為企業自身發展的內在需求。此外,對外開放的國際制度環境也在發生重大變化,2001年加入WTO為我國過去十多年的經濟快速增長,提供了重要的內部激勵和外部保障。但國際經濟治理結構的重大變化,使得WTO失去了多邊談判的優勢,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在WTO之外,并且力圖排除我國等新興發展中大國,發起了TPP、TTIP、TISA等談判,重點圍繞21世紀新的貿易和投資議題,試圖重新掌握全球貿易治理的主導權。
面臨宏觀經濟和對外開放兩個層面的新常態,我國的對外開放戰略必須及時做出積極回應和適度調整,以化解風險和挑戰,尋找新的發展機遇和突破。
首先,要以更加積極主動的心態認識和推進對外開放,在開放系統的能量交換中獲得新的發展能量。由于我國經濟發展起步較晚,在對外開放中往往處于較為被動的地位。但在經濟新常態下,由于我國出口結構升級和對外投資擴張,加之國際上貿易伙伴之間的競爭會更加激烈,我們必須更加主動地爭取我們的發展利益,推動貿易伙伴降低貿易和投資壁壘,為我國企業在世界上尋求更大的發展利益創造條件。另一方面,在自身開放上,“以開放促改革”和“以開放換開放”同時要求我們繼續加大開放力度和加快開放步伐,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出口國、第三大對外投資國,我們已經不可能搭便車,而必須以自身的開放、依靠自己的力量來贏得我們自己的發展空間。
其次,擴大開放應當以服務業開放為重點,著力改善外商投資環境。服務業發展在經濟新常態下對吸收就業、節能減排、提升經濟競爭力都具有關鍵性意義,而對外開放是服務業發展的重要推動力。當前服務業的對外開放水平仍然較低,加快開放是破解這些問題的最佳方式。同時,我們應該對中國企業有更大的自信,對外資企業有更大的包容,進一步放開外資進入的領域。這不僅可以促進國內市場的競爭和效率,同時也是使外國企業能夠更開放地接納中國投資的必要條件。正在穩步推進中的中美投資協定談判(即BIT談判),將為我國在準入前國民待遇和負面清單管理基礎上,建立全新的外資管理體制指明方向。
第三,我國應當努力成為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改革的參與者和引領者。良好的外部環境是我國經濟在過去30多年快速增長的重要條件,也是下一階段經濟新常態能夠穩定運行所必不可少的外部支撐。不同的是,我國過去作為一個后來者,基本上是接受已有的國際治理體系,而在新常態下,我國已經成為全球最重要的經濟體之一,我們必須成為積極的改革參與者和治理體系的設計者。在現有全球經濟治理機制方面,我國仍應高度重視WTO、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機構的作用。作為擁有全球性利益的全球性大國,我們必須在國際組織中擁有發言權,并主動爭取掌握話語權。同時,這并不排除我國尋求增量改革的空間,亞洲基礎設施銀行、金磚銀行等機制的設立或倡議,可以對現有機制產生良好的補充和促進作用。我國積極推進的自貿區戰略,特別是“一帶一路”的建設倡議,同樣是對現行國際貿易體制的增量改進,也為經濟新常態提供了新的發展思路。我們也不必排斥發達國家所引領的制度創新,在條件適當的情況下還可以積極參與,包括參加《服務貿易協定》、《環境產品協定》談判等,只要這些新的機制有助于我國贏得更有利的外部環境,同時可以促進新常態下的國內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和全球利益最大化的國際經濟新環境。
系列談四 董小君:經濟新常態讓市場主體分享金融服務的雨露甘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