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光明網理論學術動態導讀關注政治精英和學術人才跨界流動、參政黨協商能力建設、中國經濟發展潛力、改革的規律、不動產登記推行等話題，歡迎網友踴躍參與討論。
【徐行：政治精英和學術人才跨界雙向流動存在技術性融入難題】
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教授徐行認為，政界精英與學術界、教育界人才的雙向流動雖然情況復雜、原因各異，但其共同面臨的問題是：由于高校和科研院所專業性和學術性較強，由此形成的無形藩籬較之其他社會領域更難逾越，這就給政治精英和學術人才的跨界雙向流動和正常功能發揮帶來了技術性融入難題，也由此滋生了諸多問題，產生了與良好初衷相反的效果。
第一種流向可能產生的問題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學術界杰出人才轉型為政治精英后，其原有的理想主義的學者型思維與復雜多變的社會現實和各種困難與矛盾相差甚遠。二是學者型官員，往往有著濃厚的文人氣質或科技情懷，對原崗位、原專業難舍難分。
第二種流向的弊端主要有三個方面：首先，政治精英向學術界、教育界流動存在著程序不規范、過程不透明、缺少制度化的流動標準等問題，缺乏公平競爭、公開民主的選拔任命程序，遂使個別學術造詣、專業技能并不適合的所謂政治精英混入了學術界、教育界。其次，由于個別流入學術界、教育界的政治精英學術功底不高，習慣于用其所熟悉的行政方式來管理學術事務，其固化思維模式易與學術界活躍的思維產生沖突，常會產生因不懂業務、不了解知識分子特點秉性而難以融入其所領導的單位和群體之感。再次，個別流向學術界、教育界的精英還帶來了官場習氣，其對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管理與多年來去行政化的呼聲和愿望背道而馳。行政對學術的干涉越來越多，官場惡習沖擊著學術自身運行規則，這成為導致當今學術不獨立和大學精神淪喪的主要因素之一。
摘編自《人民論壇》
【萬鄂湘：加強參政黨協商能力建設，不斷提高政黨協商的水平】
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民革中央主席萬鄂湘撰文指出，根據《意見》關于政黨協商的規范對參政黨提出的任務，總結長期參與協商的歷史經驗，我們應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齊抓并進，確保落到實處。
一、不斷提高宏觀把握能力。要深刻理解和領會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中共中央宏觀戰略，要從整體上深刻了解和把握中國的國情；二、善于整合全黨智慧，發揮整體優勢。民主黨派作為由各領域高層次人才組成的參政黨，在協商過程中整合全黨智慧、發揮整體優勢，既是提高自身協商能力的要求，也是參政黨內在發展的邏輯必然；三加強專業性，提升協商參與的科學化水平。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要求我們必須加強協商議政的專業性，以嚴謹的科學態度、科學研究和科學認知，作為協商議政的基礎。
摘編自《求是》
【林毅夫：中國經濟仍有巨大發展潛力】
第十二屆全國政協常委、著名經濟學家、北京大學教授林毅夫委員指出，歷史地、辯證地認識我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征，準確把握經濟發展新常態，實現長期保持中高速增長，邁向中高端水平的“雙中高”目標是完全有條件的、完全有可能的。雖然面對當前的國際環境，對我們來講有相當大的挑戰，外需部分有很大的不確定性，但內需還有很大潛力可挖。
我們在產業升級、技術創新方面，與發達國家相比，也有不少優勢。發展中國家是在國際技術產業前沿進行創新和產業升級，有很多可以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前進道路風險小，成本低，發展中國家如果能夠充分利用與發達國家的技術差距帶來的后發優勢，就可以取得技術快速的創新，快速的產業升級。因此，只要我們把這些有利優勢都用好，就能使經濟增長潛力得到比較好的發揮。
摘編自《經濟日報》
【鄭志國：中國發展中國家的身份在未來30年左右不會改變】中共廣東省委黨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研究所教授鄭志國認為，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的身份在未來30年左右不會改變。目前中國的總人口接近14億人，是美國人口的4倍多。如果中國人均消費水平要趕上美國，經濟總量就得達到美國的4倍多，這必然受到資源環境的客觀約束。經濟總量位次躍升是客觀事實，承認這個事實并不意味著忽視或掩蓋問題，不應同經濟發展質量問題混為一談。要提高經濟發展質量，就必須增強自主創新能力、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調整和優化經濟結構、提高資源利用效率、加強環境保護，等等，還要解決由此帶來的許多問題。按照黨的十八大的部署，中國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第一個百年目標后，依然是發展中國家；到2049年基本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實現第二個百年目標，還需要35年，但那時還只是中等發達國家，因此要從經濟質量上真正趕超發達國家依然任重而道遠。
摘編自《中國社會科學報》
【張建偉：牽涉各種利益糾葛是改革的一般規律】
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張建偉認為，真正意義上的改革，無不有痛感，不痛不成其為改革。這里所謂“痛感”，涉及真正意義上的改革必然存在權力或者利益上的調整，對于正在手握大權的部門或者人員以及既得利益者來說，一旦改革意味著要動自己的奶酪，他們就要成為改革的阻力。除積極的抵抗之外，也存在消極的抵抗方式，最消極的方式是逃遁——采取逃避的方式選擇離開。因此，進行改革需要注重改革中的利益分析，照顧到合理的利益需求，充分評估改革的各種阻力，并尋找排除阻力和化解矛盾的最佳方案，為更好地實現改革的預定目標創造良好的條件。
改革是為了實現預期的利益而進行的，通常意味著利益格局的調整，產生一定的利益糾葛，改革相關者不可避免地進行利益考量甚至風險評估，將什么作為改革的對象、如何設定改革的內容以及時間表和路線圖、如何控制改革的結果，都離不開對改革進行利益權衡。
摘編自《北京日報》
【張德勇：在全球價值鏈中低端徘徊是“虛胖”經濟大國的表現】
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張德勇指出，憑借人口紅利所帶來的低成本優勢，中國長期以來一直以世界工廠著稱，世界上幾乎沒有哪個國家找不到中國產品的影子，這為實現中國經濟騰飛奠定了基礎。然而，站在全球價值鏈的視角，不難發現，中國多數產品只是嵌入到國際產品分工的低附加值環節，創利能力不強。這種為全世界尤其為發達國家打工的現象，在拉動中國近些年來快速經濟發展的同時，也承受了環境污染、資源損耗過大等代價。如果我們繼續在全球價值鏈的中低端徘徊，充其量只能算一個“虛胖的”經濟大國。經濟進入新常態后，中國經濟結構正從粗放型增量擴能為主，轉向以質量效率型為導向的調整存量、做優增量的深度調整。這自然就預示著，我們需要不斷提高產品的附加值，向全球價值鏈的高端前行。
摘編自《中國青年報》
【尹飛：不動產統一登記真正推行還需要磨合期】
中央財經大學不動產法研究所所長尹飛指出，《不動產登記暫行條例》(下稱《條例》)實施后將面臨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第一，現有的登記機構人員要進行整合；第二，這些人員要對新的登記辦法(包括《條例》及其實施細則)進行學習；第三，有些配套制度還需要進一步完善。現在把登記機構和管理機關分開，進一步明晰登記行為和其他行政管理行為的界限，對于厘清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具有很重要的意義。但如何保證管理機關進行適度合理的管理，如何更好地進行銜接工作，還需要一些配套制度去完善，需要進一步探索和研究。
也就是說，真正推行起來還需要一個磨合期，我們提出用三年時間全面建立不動產統一登記制度，用四年時間運行統一的不動產登記信息管理基礎平臺，形成不動產統一登記體系。同時，《條例》只對原則性的內容作了規定，具體操作肯定需要一些詳細的制度規范，有必要盡快制定實施細則。
摘編自《檢察日報》
（光明網記者康慧珍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