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光明網理論學術動態導讀關注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道德和行為規范、經濟增長潛力的釋放、中華文明、中國產業轉移、“一帶一路”等話題，歡迎網友踴躍參與討論。
【陳潭：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需要學術人的公共責任和學術作為】
廣州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陳潭認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需要智慧而有策略的頂層設計。新時期的國家治理改革必須從原先的“從下至上、先易后難、循序漸進、單項突破”轉變為“從上到下、以難帶易、平行推進、重點突破”，選準影響經濟社會發展的“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從而實現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與此同時，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需要學術人的公共責任和學術作為。當下的社會是一個需要表達的社會，當今的時代是一個尋求邏輯建構的時代，具備專業水準、時代責任和人文關懷的學術人的學術修為、知識供給和理論貢獻在今天變得尤為重要。為此，當下學術人必須提升學術研究的質量和水平，必須拓展學術開放度和學術自主性，必須具備國際化視野、專業化精神和本土化路線，從科學理論中尋找本土的現實注腳，從本土素材中提煉理論的科學養分，回歸常識，累積個案，追尋真實，積極推動原創研究、微觀研究、深度研究的開展。
摘編自《中國社會科學報》
【葉小文：構建更好的道德和行為規范需六種“良藥”】
中央社會主義學院第一副院長葉小文認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就是診治信用缺失癥的長效藥方。可以汲取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精華，為信用缺失癥開出六種“良藥”：第一要法治。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對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進行了頂層設計，描繪了建設法治中國的路線圖。第二要規治。十八大報告提出，深入開展道德領域突出問題專項教育和治理，加強政務誠信、商務誠信、社會誠信和司法公信建設。第三要德治。弘揚科學精神，加強人文關懷，注重心理疏導，培育奮發進取、理性平和、開放包容的社會心態。提倡修身律己、尊老愛幼、勤勉做事、平實做人，推動形成“我為人人、人人為我”的社會氛圍。第四要心治。和諧世界，從心開始，最難治的病就是心病。第五要綜治。市場經濟對道德的“二律背反”，需要互律，需要他律，也需要自律。第六要長治。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就要激活中華傳統文化的優秀精神基因，成功結合資本的沖動與誠信的建構，形成一個與現代市場體系配套的守信光榮失信可恥的社會氛圍，構建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道德和行為規范。
摘編自《河南日報》
【張軍擴：如何通過改革為增長潛力釋放奠定基礎】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張軍擴指出，新常態下，我國經濟仍然具有中高速增長的潛力。在推動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我們既要厘清誤區，更要認識到，經濟增長潛力的釋放不是自動的，而是需要我們通過改革和創新去爭取的。
首先，要通過改革，釋放我國在要素供給方面依然具有的比較優勢或后發優勢。其次，要適應形勢變化的需要，創新投融資體制，釋放巨大的國內需求潛力。再次，要盡快形成有利于新產業成長的體制和政策環境。最后，要加快改革，盡快構建起有利于創新的體制和社會環境。總之，新常態下，我國經濟仍然具有中高速增長的潛力，但這個潛力的釋放不是自動的，而是需要我們通過改革和創新去爭取的。在當前的“三期疊加”時期，更需要著力解決結構矛盾，化解風險，著力提高增長的質量，并在此基礎上著力推進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所確定的各項改革，為新的增長動力和新的發展模式的形成奠定體制基礎。
摘編自《經濟日報》
【黃元:中華文明能否可持續地有效維護與良性延伸取決于四點】
中共中央編譯局中國現實問題研究中心研究員黃元指出，中華民族的復興，我們毋寧理解為是中華文明主體的有效維護并予以再度踏上征程。如此，首先，便是須切實有效地構建起得能全面激活整個民族的創新能力和創新效率的現代國家治理機制；其次，則是要建構起國家疆域寸土不失地捍衛并心存收復有關失地的堅實的民族意志。這二者應是中華民族復興其中最基礎也是須確立為必要條件的題中本義。中華文明主體的有效維護與良性延展的切實驅動力，則來源于善于學習和思考的能力、善于求真和探索的能力、善于自省和自新的能力。中華文明的能否得可持續地有效維護與良性延伸，便取決于：1、國家和民族治理的現代化所賴支撐的哲學思想與治理實踐，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能否得以有領先于全人類的全面的布新能力；2、國家的軍事理論和實踐作為能力能否在新的歷史背景下得有切實裕如的可支配構建；3、全面市場化的治理規則和市場要素的配置方式，能否得以有根本性地、無縫隙地根植于社會和國家治理的全面的基礎結構的層面里，以使全民族的創新能力和創造效率得以有“人盡其才”地根本性釋放；4、全民族的國家凝聚力能否切實地形成理性的爬升能力和沖擊力量。
摘編自人民論壇網
【林毅夫：中國產業轉移將帶來全世界發展機遇】
著名中國當代經濟學家林毅夫指出，中國企業在海外投資是一個經濟活動，是按照經濟合理性來進行的，所以，對于投資接受國是有益的，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基本原則。中國企業到非洲或者拉丁美洲國家去投資，當然有不少是在資源領域，但它是按照市場經濟原則，按照市場價格的。所以，這些資源富國接受企業的投資，對本國的發展也有很大的好處。第二個是基礎設施，我們知道發展中國家面臨的一個最大問題是基礎設施，沒有基礎設施交易成本就很高，由于交易成本太高，比較優勢發揮不出來。中國不論是到拉丁美洲、南亞還是非洲做基礎設施投資，這是中國的比較優勢，但也能夠給當地帶來好處。中國企業進入到當地市場，會創造就業，提供好產品，高新技術，這對當地的產業升級是有好處的。
現在中國有大規模的勞動密集型產業，隨著產業升級，這部分產業就會轉移出去，這就會促使其他發展中國家進入到一個可持續快速發展期，抓住這個機遇，很多發展中國家就會像中國過去三十年那樣快速的發展。所以，中國在對外投資上面最大的貢獻，就是按照經濟合理性的原則開創一個全世界國家都共同快速發展的機遇。
摘編自中國網
【張鑫、楊海泉：“一帶一路”不是中國版“馬歇爾計劃”】
同濟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張鑫、楊海泉指出，“一帶一路”戰略與馬歇爾計劃在經濟層面具有相似之處，即中國和美國都希望通過向海外投資來消化充足的資金、過剩的產能和閑置的生產力，促進本國貨幣的國際化，但這些并不能掩蓋兩者的差異性。第一，實施的背景和對象國不同。“一帶一路”戰略提出的背景是，中國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已經發展成為制造業大國，積累了大量外匯儲備，具備了通過海外投資開展國際經濟合作的條件。“一帶一路”戰略投資對象主要是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包括亞洲、非洲和中東歐等國家和地區，比馬歇爾計劃涵蓋的國家和地區更多，范圍更廣。第二，參與方的角色和地位不同。中國的“一帶一路”戰略建立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共同出資開展互利共贏的商業活動，歡迎任何國家加入，包括與中國有島嶼爭端的菲律賓等國家。第三，最終目的不同。馬歇爾計劃名義上是幫助歐洲重建經濟，但其戰略指向很明確，那就是要將西歐納入美國的全球經濟體系，使之成為其在歐洲的主要附庸，以鞏固自身全球霸主地位。
中國利用積累的外匯儲備作為資本金，通過“一帶一路”戰略帶動產能和資金輸出，在承擔很大風險的前提下，希望借此緩解這些國家的財政壓力，完善這些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提高當地人民的生活水平。因此，決不能把“一帶一路”戰略與“馬歇爾計劃”相等同，并堅決回應、反駁中國試圖趁機向全球擴張、爭奪話語權、控制那些亟待完善基建又缺乏資金的貧窮國家等謠言。
摘編自《中國社會科學報》
（光明網記者李貝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