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光明網理論學術動態導讀關注社會主義協商民主體系、學術機制、宏觀政策、中國面臨的風險、公眾政策失敗、法律職業等話題，歡迎網友踴躍參與討論。
【李君如：在深化政治體制改革中構建“6+1”的社會主義協商民主體系】
中央黨校原副校長，中國人民政協理論研究會副會長李君如指出，政治體制改革怎么改？是國內外許多人關心的重大問題。黨的十八屆三中、四中全會已經描繪出了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藍圖，勾勒出了中國政治體制的輪廓。簡而言之，這就是以民主和法治為兩個輪子，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意見》清晰、明了地勾勒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協商民主是一個“6+1”的體系。所謂“6”，就是：一要加強政黨協商，二要積極開展人大協商，三要扎實推進政府協商，四要進一步完善政協協商，五要認真做好人民團體協商，六要穩步推進基層協商；所謂“1”，就是在上述已有基礎的六大協商制度外，還要探索開展社會組織協商。只要我們在深化政治體制改革的進程中，積極建構這樣一個縱向銜接、橫向聯動的社會主義協商民主體系，并把它同逐步完善、不斷發展的選舉民主制度相配套、相促進，更好地把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地統一起來，就一定能夠建設一個給人民群眾真正帶來實惠而不是帶來社會動蕩的社會主義民主，為人類政治文明作出我們中國人的新貢獻。
摘編自《人民政協報》
【陳先哲：現有學術機制的最大問題在于太過依賴利益刺激】
華南師范大學教育學博士、副研究員陳先哲認為，現在我們現有學術機制的最大問題在于太過依賴利益刺激，以至于學人們已經漸漸忘記了學術科研是自己的“天職”了。當學人們習慣為金錢和獎勵而工作，而不是遵循內心的興趣和熱愛時，“學術垃圾”就會越來越多。然而，這種“學術垃圾”再多，也不會帶來我國學術生產的真正繁榮。如今，我國每年產出的學術論文已達數百萬篇，學術人員在國內科技期刊和國際論文的發表數量均居世界第二。然而，誰都心知肚明，“論文大國”絕不等于“學術強國”，再多的“中國制造”也比不上有含金量的“中國創造”。既然現在我們的“學術產量”已經基本不成為問題了，也是時候向提高我們的“學術質量”的方向上轉型升級了。現在諸多領域都在談要進入和適應新常態，注重內涵、注重質量已成為新常態的最重要主題。在這個時候，啟動對學術機制的討論，并為推動深化改革加把力，也可謂正當其時。之前的論戰各方，可能都多少局限于表達立場，論戰炮火基本都集中在何謂“學術垃圾”上了，而甚少涉及為何產生那么多“學術垃圾”這個問題。而事實上，對“學術垃圾”的生產機制作深刻的反思，可能遠比給“學術垃圾”下一個精準的定義要來得更加重要。
摘編自《光明日報》
【黃星：全球力量向亞太聚集的態勢下中國面臨的四個風險】
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科研指導部原部長黃星指出：全球化背景下，力量在向亞太聚集。美國在實施“重返亞太的戰略”，中國要化解的風險和威脅也日趨增多。在這種國際態勢下，中國面臨的風險有四點：首先，第一位的還是經濟。亞太地區是典型的二元結構格局，安全上由美國主導、經濟上由中國主導。如果美國推動依靠經濟來實現整合行動，那么意圖多半就是要剝奪中國在亞太的經濟主導權，兩方面都由它來占據。中國必須要看到這一大動向，并識別其具體的行動。第二，絕不可忽略美元對金融的作用。從根本上講，和平時期一國安全主要是指經濟安全，而經濟安全的核心是金融安全。在金融安全方面，中國在很大程度上缺少主動權。第三，海上安全風險。隨著大規模地面入侵可能性的基本排除，我國安全的主要威脅轉向海上。這對中國戰略、策略的運用提出了嚴峻的挑戰，但中國都有辦法應對。第四，積壓的社會矛盾所帶來的風險。黨和政府與人民群眾的關系是魚水關系、舟水關系，干任何事情都只能建立在信任的基礎之上，舍此別無它途。所以我們要高度關注這個問題，使人民群眾依然真心信任、擁護黨和政府。
摘編自人民論壇網
【彭勃、張振洋：政策失敗是推動政策學習和政策變遷的良機】上海交通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彭勃和上海交通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博士研究生張振洋共同撰文指出，隨著發展與改革朝縱深推進，也出現一些公共政策無法達到預期效果的失敗案例。國家失敗與政府失靈的研究容易偏于宏觀層次，難以解釋處于中觀層次的政策績效問題。在強國家和有效政府的大背景下，也仍然會出現政策失敗的現象。針對政策失敗問題，需要在理論和政策研究中予以重視。
第一，公眾對政策失敗的不滿易升級為對體制的質疑。公共政策是由當局制定的，公眾容易將政策失敗的責任歸咎于當局，嚴重的話甚至會歸結到政治體制層面，對政治體制的穩定性構成嚴重威脅。如今公眾傾向于將中國許多政策失敗，如房價調控政策效果甚微等，歸結為體制原因。然而，這些問題雖然不能說與體制毫無關系，但是只要政策重心得到調整，政策的負外部性就能顯著降低。第二，政策失敗是推動政策學習和政策變遷的良機。政策失敗在轉型中國極其正常，因為公共政策在國家治理中扮演著比在西方國家更為重要的角色。我們需要改變觀念，認識到政策失敗源于政策設計和執行，在許多情境下與體制關系不大。即使政策失敗引起的社會抗爭指向政治體制，事件妥善解決后，政治問題也具有重新轉化為政策問題的現實可能性。因此，政策失敗是政府構建“學習型組織”的良機，推動政策變遷的“機會之窗”，是提升國家治理能力的重要途徑。
摘編自《國家行政學院報》
【武彬：法律職業成熟需經歷兩個里程碑】
北京市人民檢察院第三分院武彬認為，法律職業對于秩序和規范有著本能的熱愛，而社會公眾更多在意事實公平的內心確認。從事實到規范，是法律職業理性的體現，司法的邏輯也正因此而展開，但是對于事實的內心確認、規范的確定性和法律原則的選擇，恰恰是法律職業易與公眾認知產生分歧的重要領域。對于錯案的態度，與公眾感受不同，法律職業家更應關注的是從事實到規范的邏輯展開，而不是諸如執法人員不法行為等，后者是公眾較為重視也是一定歷史階段需要認真加以解決的問題。基于此而對錯案原因類型化，能夠準確地契合相應的社會歷史條件，推動法律職業理性發展。將不適合從事法律職業的人員要堅決擋在入口之外;對于已進入法律職業之門的，與法律職業要求不相符的，要堅決清除。也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講，社會層面的法律職業成熟需要經歷兩個標志性的里程碑，其一是非理性錯案得到最大程度的有效控制，其二是理性錯案和職業發展實現良性互動。
摘編自《檢察日報》
【余斌：宏觀政策要堅持速度服從質量、改革釋放活力的原則】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研究部部長余斌認為，在新增長平臺確立之前，宏觀政策要繼續堅守底線，堅持速度服從質量、改革釋放活力的原則，避免經濟大起大落，確保經濟運行如期平穩轉入新常態。一方面，應保持宏觀政策的連續性、穩定性，既不人為拉高增速、積累泡沫，也要防止增速過快回落導致財政金融風險集中爆發；另一方面，應著力推進重點領域改革，加快培育新增長點，穩定市場預期，構筑經濟新常態的動力基礎。按照“保就業、穩效益、控風險、促轉型”的思路，明年應繼續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保持社會融資總量的合理增長和利率水平的相對穩定，在防止局部風險擴散的同時，為企業提供相對寬松的資金環境；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適度擴大財政赤字，進一步發揮經濟穩定器和促進結構改革的作用，并對投資可能出現的超預期下滑做好相關預案；加快重點領域改革，在增速回落中積極培育經濟增長新動力。
摘編自《新京報》
（光明網記者李貝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