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光明網理論學術動態導讀關注文化自信、居民內部收入分配問題、不同性質的行政文化并存、權力清單、用群眾語言表達學術觀點、農業的“二次飛躍”等話題，歡迎網友踴躍參與討論。
【朱繼東：過分強化英語教學對中國人的文化自信產生沖擊】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社會主義研究中心常務理事、國家文化安全與意識形態建設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書長朱繼東撰文指出，語言優勢和教育優勢是美國等西方國家對中國等發展中國家進行文化滲透、西化的重要手段和強力武器。由于中國對英語教學和學習的過分重視，很多人從幼兒園就開始學英語，然后從小學到博士畢業也一直在學習英語，造成很大一部分人把相當一部分甚至大部分的學習時間花在了學習英語上，不僅荒廢了對母語的學習和對中華文化的繼承，而且為英語為母語的西方文化大舉進入中國創造了極其有利的條件。更應該引起我們警惕的是，過分強化的英語教學帶來的“文化殖民”對中國人的文化自信產生了巨大沖擊，使得不少中國人在英語學習的過程中形成了對西方文化的向往甚至崇拜。在國內學習英語的過程中形成了對西方文化、價值觀念的認可甚至崇拜之后，一些中國人通過留學、研修、交流等形式到西方之后，看到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在物質上的富有、生活上的奢華、個人主義的張揚、自由主義的泛濫等所謂的繁榮和進步之后，往往會對自己的祖國有很多不滿意甚至厭棄等情緒，患上了一種“文明沖突病”。
摘編自《前線》
【賈康：居民內部收入分配問題嚴重影響中國現代化進程】
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原所長、中國財政學會副會長賈康指出，收入分配是大家普遍關心的問題。與此相對應，目前有兩個相當流行并被認為是主流的觀點。一個觀點認為，在中國這些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中，政府、企業得到的收入部分明顯偏高了，換句話說，就是居民所得份額是偏低的。另外還有一個認識，就是有學者在做了論證和測算之后提出，中國的收入分配中存在著巨額灰黑色收入額的特征。
有關中國收入分配的真問題在哪里？我們應當更深入地切入中國收入分配中居民收入內部結構問題，就是在政府、企業、居民三者收入比重和投資、消費這兩大塊的考慮之外，需要進一步地探討是不是我們居民內部收入分配的差距過大、規則紊亂、不公正的問題，在嚴重地影響著中國現代化提升的過程，這才是問題的關鍵，或者說是我們思考者、研究者應該更加注重抓住的真問題所在。
摘編自《上海證券報》
【易昌良：我國還遠未完成社會轉型，不同性質的行政文化并存】
國家治理協同創新中心副秘書長、北京師范大學政府管理研究院常務副院長易昌良撰文指出，目前，我國行政文化建設的經驗積累來源于以下三點：一是對我國幾千年來中華傳統行政文化的傳承；二是新中國成立后我國高度集中的管理體制對行政文化的影響；三是改革開放以來行政文化吸收國外一些有益的成分結合國情進行有效的探索和積累。這三方面的行政文化積累和總結，就是當前我國行政文化的基本概況。從總體上來看，當前我國行政文化雖然處于健康、良好的狀態，但離國家治理現代化對政府行政管理實踐活動所依托的那種現代化的行政文化要求還有差距。然而，通過分析我們不得不承認，由于目前我國還遠未完成社會轉型，不同性質的行政文化并存，一方面要求積極推動政府改革，適應社會發展的要求，呈現出與推動社會進步和國家發展的適應性；另一方面守舊的行政文化頑固存在，管制思想和習慣于計劃經濟體制的思維極力阻礙市場決定性作用的實行以及相應的政府行政改革。以上兩方面行政文化的并存表現如下：
第一，權力本位觀念與主權在民觀念并存。權力本位觀念具有其內在必然性，悠久的封建傳統歷史和長時間的計劃管制模式造就了這種權力本位的文化內蘊；第二，保守守舊思想與開拓進取精神并存；第三，濫用權力的欲望和依法用權的理念并存；第四，官本位的傳統思想和公共服務本位的現代精神并存；第五，固守現存體制的極左思想和欲求改變現存體制的激進思想并存。
摘編自《經濟研究參考》
【李和中：以權力清單落實法治政府建設】武漢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武漢大學地方政府與公共事務研究中心李和中認為，以權力清單形式對各項權力的邊界進行明確規定，不僅對權力越界行為有了抵制、制約、監督、查辦、懲處的明確標準，能有效減少各種權力越界行為，維護法律法規的權威性，而且給包括市場行為在內的各種社會行為在邊界之內和底線之上留下了必要的活動空間，有利于公民遵紀守法和市場主體依法經營。
摘編自《中國社會科學報》
【韓震：理論工作者須學會用人民群眾的語言表達學術觀點】北京外國語大學黨委書記、工程咨詢委員會委員、“西方哲學史”教材編寫組首席專家韓震認為，作為理論工作者，不僅要研究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還要將馬克思主義大眾化，這就要求我們學會用人民群眾的語言表達學術觀點，在話語體系和表達方式上下功夫。
問題就是時代的聲音。合乎時代要求的語言，才能更好地發出這種聲音。馬克思主義的大眾化不僅是表述方式的問題，更是理論自身的生成性問題。馬克思主義追求的是關于社會歷史發展的規律性認識即真理，我們的學術研究就應植根于人民群眾的社會實踐之中；問題是時代的呼聲，群眾的呼聲是最緊要的時代問題，我們就必須從群眾的需要和呼聲中尋找問題，回答問題。一句話，只有投身人民群眾的社會實踐，依靠人民群眾，才能研究出人民群眾感同身受、對人民群眾有用的學術成果來，才能找到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語言表達方式。
摘編自《光明日報》
【簡新華：解決“三農” 問題亟須“二次飛躍”】
武漢大學經濟發展研究中心教授、長沙理工大學協同創新中心首席研究員簡新華指出，中國當前深化農村改革的方向，就是要逐步實現鄧小平提出的農業“第二個飛躍”。但怎樣才能適應科學種田和生產社會化的需要，實現“第二個飛躍”呢？新的“一號文件”特別強調，必須把農村改革放在突出位置，進一步激發農村經濟社會發展活力。同時要求“在優化農業結構上開辟新途徑，在轉變農村發展方式上尋求新突破，在促進農民增收上獲得新成效，在建設新農村上邁出新步伐”。
實現“第二個飛躍”，重點是要加大農業投入，合理實行農地流轉，擴大農業經營規模。例如，在鼓勵農地承包經營權流轉、發展多種形式的適度規模經營時，除了發展生產、供銷、信用、消費等各種形式的合作經濟之外，更重要的是，要在農民自愿的前提下，鼓勵農地向農村集體流轉集中，而不是向種田大戶或資本手中集中。只有實現新農村集體經營，才能夠既適應生產社會化的需要，推動農業發展的規模化、現代化，又可以更好地在其內部實行分工合作，如興辦集體所有的鄉鎮企業、延伸農業產業鏈、開展農產品深加工、進行多樣化經營等，以解決數以億計的農民就業問題。必須指出，實行社會主義新農村集體規模經營，決不是要走回頭路，退回到以往的人民公社制度，而是要按照新的“一號文件”提出的“構建新型農業經營體系”的要求，形成新的既堅持社會主義性質又適應市場經濟要求的現代化經營管理方式，進而加快農村公共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建設，真正打造社會主義新農村。
摘編自《中國社會科學報》
（光明網記者康慧珍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