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光明網理論學術動態導讀關注“一帶一路”的內外風險、中國特色新型智庫的標準、矯治權力人腐敗、國資改革、公正須有完備的程序、后工業社會等話題，歡迎網友踴躍參與討論。
【湯敏：“一帶一路”的內外風險】
國務院參事、友成基金會常務副理事長湯敏認為，“一帶一路”是一個新時期的大戰略，存在很多風險。一、大國關系問題，其中涉及中美、中歐、中日關系，這些國家與“一帶一路”都有一定的利益沖突，它們都有很多疑慮，怎么處理好大國間的關系，首先是國際政治、地緣政治的很大的挑戰，而這些需要智慧，需要我們有很好的設計。二是大國間的經濟差異過大，政治、社會、法律之間的差別也過大，讓我們的投資者，不管是政府投資還是民間投資，充滿巨大風險，所以在“一帶一路”，特別是在“一帶”里，我國一定要做好充分的思想準備，做很好的研究和處理。三、內部風險，很重要的一條是我們的國民有沒有一種大國心態、大國風度，特別是要有一種大國能力。“一帶一路”我國是提出國、發起國，需要有一種大國的心態。四、企業走出去的準備還相當不足，還有很多技術風險，能不能真正達到一種共贏的局面。這些都是我國在推動“一帶一路”時面對的巨大風險、巨大挑戰。
從根本上來說，我們還沒有準備好，我們還需要大量學習。機會都是給有準備的人，在我們還沒有完全準備好的時候，我們不得不出去，不得不推動的時候，這需要格外謹慎，需要格外努力，需要我們有一種全新的思路。
摘編自《中國發展觀察》
【權衡:中國特色新型智庫的標準】
上海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研究所副所長、智庫研究中心副秘書長權衡指出，結合中國實際和智庫發展經驗，中國特色新型智庫的標準應當著重體現在如下幾個“力”上：一是智庫的生存和可持續發展能力，即智庫自身生存和發展能力指標，包括智庫運行的經費投入、頂級專家和研究能力、國內外機構合作和交流渠道以及智庫運行時間與存續時期長短；二是智庫的政策影響力，即智庫對公共政策的影響力指標，包括智庫研究成果轉化為內部專報、建言建議等榮獲領導批示次數及層次、智庫專家參與政府決策咨詢的次數及層次、智庫專家應邀給決策者授課的次數及層次、智庫專家到政府部門中的任職比例以及智庫人員曾在政府部門任職的人員比例，即所謂“旋轉門”機制；三是智庫的學術影響力，即智庫在學術界產生的影響力指標，包括智庫人員與學術界合作交流機會、公開出版學術論文、專著、會議文集等出版物、在國內外核心期刊發表、轉載的論文數量、智庫人員應邀參加國內外學術會議的數量及層次、公開出版連續型研究報告；四是智庫的社會影響力，即智庫在社會輿論方面產生的影響力指標，包括智庫網站建設、智庫專家擁有博客、微博等自媒體的數量、智庫專家在媒體上發表成果或被媒體報道的頻率、智庫學者接受媒體采訪的頻率以及智庫研究對社會弱勢群體政策需求的人文關懷；五是智庫的國際影響力，即智庫在國際學術界、政策領域產生的影響力，包括在國際舞臺上的話語權、影響力，以及在重要事件中的話語權、國際重要會議、論壇等方面的觀點、思想和政策主張等。
摘編自《中國黨政干部論壇》
【劉俊祥：以多重制度設計矯治權力人腐敗】
武漢大學教授、新疆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副院長劉俊祥認為，腐敗是權力人的腐敗，而非單純權力本身的腐敗，要防治權力人的腐敗，就不能只重物(權力)而不重人(權力人)，既要強化權力的運行制約和監督體系，也要矯治權力人的機會主義敗德行為。因此，為了防止權力人的腐敗，就需要以多重制度設計抑制權力人的機會主義心理，約束權力人的敗德行為，矯治權力人的權力濫用。首先，人類需要制度就是為了抑制權力人機會主義及其權力的濫用腐敗。其次，要防治權力人濫用和腐敗，就要健全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的法律制度。再次，抑制權力人的機會主義腐敗必須依賴多重制度設計。
摘編自《廉政文化研究》
【項安波：不應搞“中央國資改革方案，地方參照執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企業研究所研究室副主任項安波研究員、中山大學管理學院副教授石寧撰文指出，由于中央國有資產主要是經營性的，而地方國有資產更多是公益性的，基本屬性的差異要求兩者采取不同管理體制和管理模式。因此，既不應搞“中央國資改革方案，地方參照執行”，更無必要要求地方坐等中央方案。我們建議在不觸犯紅線的前提下，要鼓勵地方因地制宜、先行先試，探索國資管理新模式。這既可盡早釋放改革紅利，還可為豐富、完善中央的頂層設計提供實踐案例和探索經驗。特別是在中央沒有或者難以明確統一標準和指引的領域，允許地方先行先試、鼓勵探索。全面深化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加強中央和地方的互動，形成“探索—調整—定向—前進”的閉環系統，地方依據中央精神“摸石頭過河”，獲取經驗教訓，反饋推動中央總結經驗并優化頂層設計的具體方案，再進一步推動地方深入改革、持續改進。
摘編自《中國經濟時報》
【李靜、于宏偉：強調實現公正必須要有完備的程序】華北科技學院人文社會科學學院李靜、國務院法制辦政府法制研究中心于宏偉指出，對于實體規范來說，近些年來立法、行政、司法越來越關注程序規范，強調實現公正必須要有完備的程序。但時間是一種容易被人們所忽視的寶貴財富，沒有效率經常就意味著不公正。因此，在加快完善各方面程序規范的同時，要特別注意不能因此而過度損害行政效率，否則一個事情上似乎實現了公正，而其他事情沒有得到及時處理，實際上是損害了整個社會的公正總值。立法、司法特別是行政應當高度重視效率，低效率本身就會引發新的社會矛盾糾紛。行政決策、行政執法不能不重視行政效率問題，一定意義上說，行政的生命在于效率。
摘編自《中國發展觀察》
【黃群慧：我國并沒有進入所謂后工業社會】
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所長黃群慧認為，工業之所以是未來發展的關鍵，是因為經濟增長的最恒久動力來自技術創新，工業不僅是技術創新的主要來源，而且是技術創新的使用者和傳播者。我國尚處于工業化后期，還沒有完全實現工業化，因此并沒有進入所謂后工業社會。從經濟學視角看，即使實現了工業化，那也只是進入后工業化階段，還處于大的工業化進程中，并不意味著工業化進程結束和工業化時代終結。工業在我國經濟發展中的重要地位沒有改變。如果說改變的話，“十三五”期間及更長的未來，需要改變的是工業增長方式，也就是推動工業從規模速度型粗放增長轉向質量效率型集約增長，推動工業經濟發展動力從傳統增長點轉向基于新型工業化和新型城鎮化戰略的新增長點。
摘編自《經濟日報》
（光明網記者 康慧珍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