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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鮮梅:科研經費推行“撥改貸”制度建議

  本期光明網理論學術動態導讀關注生態哲學、非戶籍人口問題、科研經費推行“撥改貸”制度、經濟新常態、經典與政治權力等話題,歡迎網友踴躍參與討論。

  【徐鮮梅:科研經費推行“撥改貸”制度建議】

  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徐鮮梅指出,尊重老學者和大學者是“撥改貸”制度化得以推行的前提﹔激勵小學者和新學者是“撥改貸”制度化得以推進的動力﹔懲處懶學者和賴學者是“撥改貸”制度化得以推動的保障。科研經費“撥改貸”的具體措施設想如下:一、公開招標,廢除“內定制”,盡量做到與市場化發育度相當的公平、公正。二、交叉評審,組建非科研項目直接利益相關者的評定委員會,防止評委的肆無忌憚。三、中標公示,自覺引入市場外審機制,促使科研項目獲得者的科研行為受到公眾的監督。四、資格識別,將審核焦點從只看身份、頭銜和論文數量轉移至也看科研水平、學術精神、學科性質、科研能力和成果質量。五、動態監督,設計適應現代科研性質和客觀需求的監督制度,滾動監控科研進展狀況,實時公開科研成果狀態,改變科研領域濫竽充數和拖欠逾期學術成果的習慣。六、匿名鑒定,一改往日“熟人公開評審熟人成果”的做法,而采取“學者匿名鑒定學術成果”的措施,且成果鑒定委員應當設有普通學者、教師和學生的席位,從而確保多視角、多維度的成果評審。七、嚴肅合約,維護學術合同約束性和正當性,“規定”制定者也必須應有守信合約、履行條款的意識和行動,并以身作則。八、莊嚴審判,厘清科研經費報銷“違紀”與“違法”、“原罪”與“新罪”的不同性質,對于挪用、私吞和貪污科研經費的違法行徑嚴懲不貸。

  摘編自《文匯報》

  【盧風:生態哲學是生態文明的時代精神】

  盧風撰文指出,要遏制環境污染、生態破壞和氣候變化,必須改變“大量生產、大量消費”的生產—生活方式;要改變“大量生產、大量消費”的生產—生活方式,必須改變激勵“大量生產、大量消費”的政治、經濟制度;要改變激勵“大量生產、大量消費”的政治、經濟制度,就必須糾正現代性思想的上述致命錯誤。建設生態文明的根本思想原則只能通過對現代性思想之致命錯誤的反省和批判而得以闡述,我們不妨稱其為生態主義思想原則。其基本內容如下:其一,大自然是具有創造性的(普利高津語)。其二,科學之所知相對于自然所隱藏的奧秘永遠只是滄海一粟。其三,技術對自然過程干預愈烈,所引起的人為風險愈大。其四,人間秩序與自然秩序有內在關聯。其五,個體與整體總處于互動的辯證關系之中。其六,人生的意義和幸福不在于物質創造和物質享受,而在于文化創造和文化享受。其七,人所追求的許多價值是不可量化的,從而不能用貨幣衡量。生態主義哲學不僅能得到最新科學成果的支持,還將在生態文明建設中得到檢驗和發展,還將成為一個嶄新時代——生態文明時代——的時代精神。

  摘編自《理論研究》

  【詹福瑞:經典與政治權力常處于同流與不同流的調整之中】

  國家圖書館原館長詹福瑞詹福瑞撰文指出,經典與政治權力的關系,不是單方面的影響與被影響關系,而是相互影響的關系,因此我們既要看到政治權力會影響到經典的建構和傳播,同時還要看到經典對政治權力的影響甚至對抗。從實際情況來看,經典與政治權力經常處于同流與不同流、甚至對抗的調整之中,個中關系極為復雜,其原因亦頗不簡單。經典在其建構和傳播過程中,有時會與政治權力形成同流,成為與政治權力在精神特質上基本同質的文化存在。有時則處于不同流,甚至與政權形成精神上的對立與對抗。總之,經典與政治權力的關系,極為復雜。其一,經典的傳播與建構,無疑要受到政治權力的干預與影響。其二,從政治發展之歷史流程和經典的傳播與建構之歷史流程來考察經典與政治的關系,經典與政治處于同流和不同流的不斷調整之中。其三,經典與政治權力雖然同流,亦有經典與政治同質之中存在異質之細微區分,由儒家的經典與政治權力的關系可見一斑。

    摘編自《文學評論》

  【關信平:解決非戶籍人口問題,關鍵在于政府應改變觀念、提高認識】

  南開大學社會建設與管理研究院關信平認為,要徹底解決非戶籍人口問題,關鍵在于政府應改變觀念、提高認識。首先,應該清楚地認識到,解決非戶籍人口問題是實現社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目標過程中的一個重大攻關任務,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公平正義、落實“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實現城鄉一體化和加快全國均衡發展等各項發展目標和原則相匯集的一個焦點問題。其次,非戶籍人口問題的實質是全國約1/5的人口因戶籍制度的排斥而在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務方面遭遇不公平待遇的問題,是傳統的戶籍制度嚴重不適應當前經濟與社會發展形勢所帶來的后果,也是戶籍制度上改革力度不夠的結果。再次,非戶籍人口的平等地位和平等權利問題僅靠地方政府是無法從根本上解決的,中央政府應該承擔起主要的責任。應該以中央政府為主導,通過全國層面的頂層設計來統籌解決。中央政府需制定全國性的政策目標和制度框架,并為地方政府的政策發展提供更強的指導和規范。最后,通過徹底改革不適應經濟與社會發展的戶籍制度,為從根本上解決非戶籍人口問題奠定基本的制度基礎。因此應該盡早啟動對現行戶籍制度的徹底改革,從根本上消除戶籍制度對人的排斥,實現戶籍面前人人平等。

  摘編自《中國社會科學報》

  【洪銀興:經濟新常態不只是速度狀態】

  南京大學教授洪銀興認為,提出新常態,表明我國的經濟建設理念進一步由增長轉為發展。從發展角度研究新常態,需要解決兩方面問題:一是中高速的速度應可持續,否則就不能成為新常態。二是保持中高速的目的是為轉方式、調結構、惠民生留出空間,從而實現發展的其他方面目標。這意味著新常態不只是速度狀態,中高速的新常態不是孤立的,需要其他方面的新常態來支撐。這突出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一、調結構成為發展戰略的新常態。二、創新驅動成為轉方式的新常態。三、由要素和投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也就是提高科技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惠民生成為發展動力的新常態。總的來說,經濟新常態是個系統,我國中高速增長的新常態已經形成,支撐中高速增長的新常態正在顯現。只要這些新常態都能形成并發揮作用,我國經濟發展就不僅可持續,而且是高質量的。

  摘編自《人民日報》

  【潘俊杰、于露:生態文明思想的核心——天與人的理性和諧觀】

  中國石油大學文學院副教授潘俊杰與中國石油大學文學院教師于露共同撰文指出:天與人的理性和諧觀建立在儒家“仁”的思想基礎上。“仁”不僅弘揚人的價值而且肯定天地萬物的內在價值,主張要熱愛生命并以仁愛之心對待人和自然。孔子以“仁”為本,孟子則繼承發揮孔子的仁愛思想,以“義”的范疇較為系統地論述了人與萬物、與他人之間復雜的倫理關系,對生態倫理與人際道德的關系問題展開了全面論述。在此基礎上荀子提出了“天行有常”的規律性認識,“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然后掌握規律、順應自然“制天命而用之”,達到在人類開發利用自然時依然與自然“合一”的規律狀態。也正是從農業生產出發,天人合一思想與天人相分思想雖有不同,但在人與自然的整體和諧上卻是一致的,其所不同的是,前者是一種未分化的理想和追求,而后者則是建立在人的理性的基礎之上的人與自然的動態平衡和理性和諧觀念。荀子的思想被西漢大儒董仲舒吸收并加以發揚光大,成為其“天人相副”的天地人一體倫理觀的理論基礎——“天地人一體說”。董仲舒說:“何為本?曰:天、地、人,萬物之本也。天生之,地養之,人成之。……三者相為手足,合以成體,不可一無也。”他把天、地、人看作是合為一體的有機整體,是密切相連的,三者分工不同,又彼此作用,共同成為“萬物之本”。這就形成了中國古代早期的生態系統論認識。

  摘編自前線網

  (光明網記者 李貝整理)

徐鮮梅:科研經費推行“撥改貸”制度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