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奇跡：發展戰略與經濟改革》是林毅夫經濟學家生涯中一部十分重要的著作。在這部著作中，林毅夫建立了其發展經濟學理論的分析框架，核心就是他后來一直堅持的“比較優勢”的概念與分析邏輯。這部著作試圖回答這樣幾個問題：（1）為什么改革之前中國經濟發展緩慢，而改革之后得到迅速發展，改革的經驗在哪里；（2）為什么中國改革過程中會出現“治亂”循環，解決的路徑又是什么；（3）中國的改革和發展勢頭能否持續，經濟改革的邏輯方向是什么；（4）中國的改革經驗是否具有普遍意義。
在我看來，這部著作的貢獻在于這樣幾個方面：（1）首次作出了“中國的奇跡”的“觀察”。20年前，人們熱衷于討論的是“東亞奇跡”，津津樂道于亞洲“四小龍”，而林毅夫他們在認真研究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年均9.7%的增長實績和改革成果的基礎上，指出在一個人口眾多、底子較薄、處于轉型期的國家取得如此成績在人類經濟史上前所未有，堪稱“中國奇跡”。（2）準確地預測了中國經濟未來的增長速度和可能達到的規模。書中預測按PPP計算（購買力平價），中國的經濟規模會在2015年趕上美國，按當時的匯率計算，中國則會在2030年超過美國。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最近都曾公布統計結果，說中國的經濟規模按PPP計算2014年已超過美國，成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3）分析了比較優勢戰略和趕超戰略之間的成本差異，對中國前30年實行趕超戰略時的經濟政策給出一個符合新古典經濟學的“理性”解釋，讓西方學術界耳目一新。（4）基于比較優勢說的理論分析框架，從發展戰略選擇與資源稟賦之間的矛盾出發，分析了中國傳統經濟體制模式形成的邏輯，并將這種分析方法及其結論擴展到所有發展中國家和地區，指出發展戰略的選擇是否與資源稟賦的比較優勢一致是決定經濟體制模式進而決定經濟發展績效的根本原因。（5）按照中國經濟改革自身所表現出的邏輯順序總結了改革的階段、歷程和各個階段的內容，提出了未來改革的路徑和主要任務。20年來，中國經濟改革的實際進程與這本著作提出的改革任務基本吻合，從中我們看到了系統功能耦合不可抗拒的力量。（6）對中國和蘇東兩種轉型路徑進行了科學的比較，指出漸進、雙軌的改革比起休克療法式的激進改革，有利于避免持續性的社會震蕩，實現國民經濟的高速增長、市場作用范圍的擴大和經濟效率的改善。
今天我們回過頭來看這部20年前出版的著作，其基本理論、分析框架、分析邏輯、主要觀點、政策建議乃至經濟預測幾乎都經得起歷史的檢驗，這對一部社會科學研究著作來說是很少見的。不過，當年這部著作出版時，在學界引起的反響更多的是質疑，不僅認為提“中國奇跡”為時過早，經濟預測過于樂觀，更多的是對中國“漸進—雙軌式”改革路徑的否定，認為扭曲的體制會影響中國經濟的未來發展。這在當年我們為這部著作舉辦的為期兩天的出版座談會上經濟學家的爭論中可見一斑。當然，當年爭論影響最大的還是在國有企業的改革問題上，媒體上曾報道了林毅夫與張維迎之間的那場辯論，稱之為“北大交火事件”。
張維迎也是改革開放以來涌現出來的極有社會影響力的經濟學家，他長期從事現代企業理論的研究，強調企業剩余索取權和控制權對稱安排的重要性，主張國企改革的出路在于民營化，將企業中的國有資本變成債權、非國有資本變成股權。張維迎的博士論文《企業的企業家—契約理論》也由我們出版，同樣列入“當代經濟學系列叢書”，其后我們還出版了他關于信息經濟學和博弈論等方面的著作，并圍繞其企業理論也召開過學術研討會。
林毅夫認為，中國國有企業當時的主要問題在于承擔了沉重的政策性負擔，包括違反要素稟賦結構所決定的比較優勢的戰略性政策負擔，以冗員解決就業問題和以企業負責職工養老的社會性政策負擔。政府必須為政策性負擔負責，因而產生了政策性補貼。由于政府作為所有者和企業作為經營者間存在信息不對稱，使得企業能以政策性負擔為借口，要政府為其包括由于經營不善和道德風險所導致的所有虧損埋單，從而有了預算軟約束。林毅夫認為只要存在政策性負擔，任何所有制形式的企業都會有預算軟約束，也都不會有效率，因此，國有企業改革的方向是消除政策性負擔，創造公平競爭的環境。片面強調“委托—代理人”之間的道德風險，不能解決國有企業，尤其是大型國有企業的問題。他認為，享有剩余索取權的所有者和經營者要統一起來，只有在股權集中的中小企業才能做到，股權分散的大型企業不管國有或民營都同樣面臨“委托—代理”問題。要解決代理人利用信息不對稱產生道德風險，侵蝕所有者的利益，必須依靠公平競爭的市場使企業盈利狀況成為企業經營好壞的充分信息，并據此來制定經理人員的獎懲，以使代理人和委托人的激勵相容。因此，創造公平而充分競爭的市場環境比簡單的私有化重要，有了這種外部市場環境，并改進企業內部的管理體制，國有企業也可以是有效率的。
《中國的奇跡：發展戰略與經濟改革》一書，受限于該書的主題，對國有企業改革的分析還不夠深入，于是林毅夫、蔡昉、李周又合作了《充分信息與國有企業改革》一書，交我放入“當代經濟學系列叢書”于1997年初出版。嚴格來講，林毅夫與張維迎是用不同的理論，從不同的角度切入對國有企業改革進行研究的，就理論的內部邏輯而言，都能自圓其說。這種論辯只要是基于理性的而不是感情的，是有利于推動學術進步的。針對學界對《中國的奇跡：發展戰略與經濟改革》的討論，以及改革實踐的推進，他們三位又于1999年出版了該書的增訂本，對一些重大理論問題和政策問題作了更深入的闡述，進一步完善他們的理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