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勞動經濟學院 紀韶 王珊娜

　　農民工市民化的實現需要經歷相對長期的過程，關注農民工內部的職業分化并促進該群體中有條件的農民工實現向上的職業發展應是推進農民工市民化進程的核心內容和關鍵環節之一。

　　十年來的數據顯示：農民工內部已經出現了日趨明顯的職業分化現象

　　課題組自2004年起建立農民工市民化數據庫。十年數據顯示：農民工內部已經出現了日趨明顯的職業分化現象，相當部分的農民工所從事的職業已表現出“去體力化”甚至完全“去農民工化”特征，這一比例從2004年的4%上升至2014年的17%左右。從推動農民工市民化的現實來看，這種職業發展趨勢正是該群體實現市民身份轉變的必要過程和能力支撐，而且推動這部分農民工優先實現市民化身份轉變也正契合《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中提出的推進符合條件的農業轉移人口率先落戶城鎮這一政策要求。

　　在815個有效樣本中466個農民工發生過職業流動（更換工作），平均流動次數為1.86次；其中的140個農民工在職業流動后實現了向上的職業發展，這一樣本數占發生職業流動農民工的31.0%，占全部有效樣本的17.2%。

　　農民工的職業流動經歷呈倒“U”型分布

　　在曾經發生過職業流動的農民工中，約23.1%的農民工經歷過一次工作轉換，有超過30%的農民工發生過兩次甚至更多次的職業流動經歷。值得注意的是，伴隨著農民工外出務工年限的推移，該群體的職業流動經歷并不是一種單調上升或下降的趨勢，而是表現出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形態，更換工作比例從最初的23.6%，逐年上升至34.1%、37.3%、39.3%、61.9%，直到第六年達到最高的67.7%后又總體呈現出逐年降低態勢。

　　發生職業流動的農民工離開初次職業的時間間隔約為4.1年，而后隨著流動次數的增多，過于頻繁的職業流動使農民工陷入不斷更換工作的惡性循環，農民工職業流動的次數越多其就業的職業穩定性就越弱。從歷次流動的距離變化來看，隨著農民工職業流動次數的增多，其流動的距離反而越來越遠，一個可能的解釋是，在戶口所在地缺乏更好就業機會的情況下，農民工傾向于利用各種社會資源和機會條件脫離他們的戶口所在地，前往更大的城市尋找合適的職業發展機會。

　　年齡越小的農民工職業向上流動的可能性越大

　　從我們跟蹤調研的數據顯示：第一代農民工發生職業流動的概率在57.9%，平均職業流動次數1.99次，均高于新生代農民工的56.5%和1.74次；但新生代農民工獲得職業發展的可能性（20.0%）要高于第一代農民工（14.3%）。農民工年齡越小，通過職業流動獲得職業向上發展的可能性就越大。50后和60后的這一指標只有11.8%和12.6%，70后為15.9%，而80后則達到23.6%，90后為15.1%。90后由于工作年限不長，工作經驗的積累無法與80后相提并論。80后的優勢可能來自于工作經驗和受教育程度的平衡，以及更容易接受新事物、適應環境的變化。

　　（本文為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基金重大項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