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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耀桐:不能簡單地對黨政“一把手”進行分權、限權

  本期光明網理論學術動態導讀關注“一把手”分權限權、中國政治秩序的奧秘、反壟斷的局限、改革的目標、中國企業的機會、中國社會分層結構等話題,歡迎網友踴躍參與討論。

  【許耀桐:不能簡單地對黨政“一把手”進行分權、限權】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許耀桐撰文指出,由于黨政“一把手”權力過大,最近,全國不少地方紛紛出臺了條例規定,對“一把手”的權力進行分權、限權。這些都是對的、好的。對的和好的就在于,權力歸位了,回到正確的位置上。

  但是,僅僅在黨政“一把手”權力的分權、限權上做文章,還是很不夠的。決策權的問題通過對“一把手”的分權、限權是解決了,那么,還要同時解決執行權的問題,歸根到底,要有人做事情的,必須落實分工負責。更重要的,還有監督權的問題,必須解決長期以來監督乏力的老毛病。改革應該是配套的,現在,執行權和執行力度、監督權和監督力度都沒有很好考慮,怎么跟進、如何保證都不清楚,這是令人擔心的。結果很可能造成對“一把手”的分權限權成為官樣文章、形式主義,甚至造成無人負責、無人管理的混亂局面。

  摘編自《中共天津市委黨校學報》

  【儲建國:當今中國政治秩序的奧秘是黨紀保障和補充著法治】

  武漢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儲建國認為,在當今中國,古代那些來自家庭和社會的“禮”所存不多,在“國法”不彰顯的情況下,這可能意味著政治秩序的崩解。然而有一種東西適時彌補了“禮”的缺失,那就是“黨紀”。一些執著于法治思維的人也許不以為然,認為強調黨紀必然沖淡國法。然而,前面關于黨紀與當今中國政治秩序的關系還只是一種描述意義上的判斷。如果著眼于規范的意義,那么執政黨的黨紀保障和補充著國家的法治,這是當今中國政治秩序的奧秘之所在。

  摘編自 人民論壇網

  【王中美:反壟斷常態化的同時須正視其局限】

  上海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研究所研究員王中美指出,在今天的中國,反壟斷也開始活躍并試圖常態化以加強市場監管。在這樣的背景下更要強調執法者和整個社會都須謹記反壟斷的局限。反壟斷法誕生之初就具有濃重的人為干預色彩,它基于經濟學關于競爭的假設,而完全不同于傳統民商法關于平等主體自由交易的原則。作為反壟斷基礎的經濟學依據本身存在諸多爭議,直至今天沒有關于競爭、效率、壟斷力的標準化解釋。因此這部基于學理而創設的法律,雖然旨在保護消費者,但難免承載著一些非經濟的功能,也容易被歪曲和濫用。

  因此,對于今日的中國來說,在反壟斷實施的初期,當涉及跨國企業案件時,必然會承受外部的諸多壓力,這也是反壟斷的常態之一。但是,也必須強調的是:承認反壟斷的局限,承認其源自人為創設和干預的屬性,并通過更透明、規范和統一的標準和程序,減少各種不確定性對反壟斷公正性恰當性的影響。這也是今日中國需要提高的對反壟斷的重要認識之一。

  摘編自《文匯報》

  【姜明安:改革的目標是建立法治國家】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姜明安撰文指出,正確處理改革與法治的關系是完善現代國家治理體系,提升國家治理能力的必然要求。當下,我國部分國人特別是一些地區和部門的領導干部在國家治理實踐中對改革與法治的關系存在各種認識誤區。一些人視改革本身為目標,是硬任務,是出政績和提升形象的最佳途徑,而法治則只是手段,是軟任務,故當運用法治有利于推進其提升政績和改進形象的所謂“改革”時,就用法治,當運用法治可能阻礙或延緩其所推進的所謂“改革”時,就拋棄法治或規避法治。

  在現代國家治理體系下,改革與法治的適當關系應表現為:其一,法治是改革的目標;其二,法治是改革的制約;其三,法治是改革的保障。

  摘編自《經濟參考報》

  【林毅夫:海外并購和非洲地區是新常態下中國企業的機會】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林毅夫指出,新常態下中國的經濟還會以中高速增長,企業的機會很多,我主要談以下兩方面:一是海外并購的機會;二是勞動力密集型產業向海外尤其是非洲轉移的機會。

  首先,可以針對那些我國現在大量從發達國家進口的產品,通過海外并購把發達國家先進的技術、產業引進來在國內生產,以滿足國內不斷擴大的市場的需求,并逐漸轉為出口。這樣的并購可以利用后發優勢加快我國的產業升級,不會造成重復投資和增加現有產業的過剩產能;其次,隨著我國經濟的增長,工資水平也在提高,到2020年城鄉居民人均收入在2010年的基礎上翻一番,一般工人每月的工資可能達到1000-1200美元,我國大量的勞動密集型加工產業需要升級到微笑曲線的兩端,把加工環節轉移到工資水平更低的國家和地區。

  摘編自《社會科學報》

  【李強、王昊:中國社會分層結構的四個世界】

  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李強、清華大學社會學系博士生王昊撰文指出,制約我國社會分層結構優化的關鍵在于,社會日益分裂為“城市—農村”、“中小城市—超大城市”四個世界,不同世界之間社會分層結構迥異,并且差異有加強的趨勢。我國社會結構的這種分化導致資源分布高度不均衡,并導致社會不穩定。改變此種分化局面需要推進城鎮化均衡發展,改革資源分配體制,創新資源共享平臺。

  摘編自《社會科學戰線》

  (光明網記者 康慧珍整理)

許耀桐:不能簡單地對黨政“一把手”進行分權、限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