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理論與方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　陸益龍

　　大寨和小崗分別是集體化時代和改革轉折時代的農村典型，對這兩種對立典型的建構過程及意義的再認識，旨在更深入地理解中國的“三農問題”。大寨以集體主義、艱苦奮斗的精神和創造的生產奇跡而被政治化地建構為集體農業的榜樣; 小崗則因無法實現集體合作而采取“大包干”的抗爭行動而被建構為農村改革典型。兩種截然不同的行動方式都被建構為先進典型，反映了典型建構存在邏輯悖論，這一悖論給我們的啟示是: 村莊有著自己的特質，農村發展需要遵循的基本原則就是尊重村莊和農民的自主選擇。農村典型的意義在于價值弘揚，而不宜作為模版去推進復制。

　　“農業學大寨”曾經是農村家喻戶曉的標語口號，幾乎在每個村落，人們都能看到用石灰刷成或用油漆書寫在墻上的標語，山西省昔陽縣大寨村由此也就成了一個時代農村的典型符號。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則因十八戶農民按下紅手印，集體土地私下分到各戶，率先實行“分田單干”，由此成為中國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改革的發源地，并一舉成名。將大寨與小崗放在一起比較，并非因為兩個村莊的名稱在修辭上的對稱，而是因為這兩個村莊代表著相對稱的村莊特質和政策特征。無論是大寨還是小崗，作為農村典型都已成為歷史，但是對他們成為農村典型的歷史過程的再認識和反思，或許能再現這些典型的深層意義。

　　一、大寨精神與集體主義農村典型的建構

　　大寨是一個地處太行山西麓山西省昔陽縣的小山村，從生態環境來看，這里屬于“七溝八梁一面坡”的土石山區，窮山惡水、自然條件惡劣。［1］在人類學的文化生態論看來，人類的文化及其精神品格常常與他們所生存與生活的生態環境有著密切的關聯，這一理論可以從大寨的經驗中得到理解。在中國社會廣泛傳頌的“大寨精神”，亦即“自力更生、奮發圖強”的精神品格，與大寨農民生活于其中的惡劣自然環境不可分割，正是大寨村的窮山惡水為大寨農民創造其文化精神提供了自然基礎和舞臺。就一個村莊而言，作為一個自在的社會主體，每個村莊都會有著其自己的傳統或“本性”［2］，那么，大寨村的傳統或“本性”則就是在他們所處的生態環境中創造出來并延續下來。

　　在中國，窮鄉僻壤的村莊有很多。在那些貧困山區，有很多農民也頑強地生存下來。但是，為什么大寨村成為馳名中外的農村先進典型和學習榜樣呢? 要解答這樣的問題，文化生態論顯然是有限的，因為自然與生態環境只是給這個農村典型的產生提供了一個物質空間和舞臺，而農村典型產生過程則要依靠大寨人在與自然以及村外世界的互動中，用一系列的實踐行動創造并建構起來的。所以，大寨成為農村典型，大寨村農民是中心、是主體。［3］

　　那么，大寨村農民為何能夠創造出典型和榜樣呢? 他們用什么樣的行動實踐賦予一個農村典型什么樣的意義呢? 大寨典型與大寨人的典型特性和典型實踐是否具有社會歷史意義上的因果鏈關系呢? 要理解這些問題，還是回到大寨村人口與變遷的社會事實之中。目前，大寨村有 220 戶左右的人家，人口在 510 人左右。在大寨成為先進典型的關鍵之年——1961 年，全村有 80 戶 340 人。［4］經過了半個多世紀的變遷，大寨村住戶和人口的增長基本處于較為平穩的增長狀態。就人口結構與變遷而言，大寨村屬于一個極為普通的小山村，這里居住和生活著較為平常的農戶。作為一個平凡的小村莊，大寨何以成為全國農村的先進典型和學習榜樣呢? 究竟是大寨人創造出的先進典型，還是由社會建構起一個時代的典型呢?

　　或許，僅僅從大寨村人口結構與變遷中，我們難以找到村莊的人口與成為農村典型之間的聯系。因而只有從歷史的、社會學與人類學的視角，去認識和理解這個村莊中人與事件的意義，才可能有助于我們去解讀大寨典型是如何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