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國家行政學院社會和文化教研部 劉東超

　　中國傳統文化是否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提供了滋養和支撐？有的論者對此抱有懷疑困惑或模棱兩可的態度。對此，習近平總書記有一段著名的論述：“培育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必須立足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牢固的核心價值觀，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拋棄傳統、丟掉根本，就等于割斷了自己的精神命脈。博大精深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我們在世界文化激蕩中站穩腳跟的根基。”這是站在當代政治的高度做出的明確概括，充分地肯定了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資源意義。不過，站在學理的視角上還有必要開展詳細的分疏，從思想史史實的角度上予以考察論證。

　　一般而論，從歷史資源到當代理論形態之間有一個關鍵的環節就是闡釋。所謂闡釋，指論者立足自己的視角、根據自己的知識工具對知識資源進行說明、述說、解析和延展。由于闡釋者知識背景和所站角度的區別，這些闡釋往往產生很大差異。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對知識資源不可以形成共識性的理解。這是因為共識性的理解和客觀的思想事實緊密相關，和人類共同的認知結構緊密相關。

　　從尋求基本共識出發，我們可以發現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歷史文化資源相當豐富。這里的資源可以包括兩類：一類是傳統思想觀念，另一類是歷史經驗和事實。前一類是直接的理論來源，后一類中的價值觀念則需要通過解析才可看到。

　　客觀地說，組成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十二個理念都可以在中國傳統文化和歷史經驗中找到直接或間接的對應資源。依據資源的差異程度，可以大致把這十二個理念分為兩組：一組是歷史資源比較直接、豐富和深厚的，這包括富強、文明、和諧、愛國、敬業、誠信、友善七個理念；第二組是歷史資源相對較少和較為間接的，這包括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五個理念。這兩組之間之所以出現這樣的差異，原因在于第二組主要是人類近代文明中才流行的概念，第一組則從傳統時代到今天一直使用和發揮作用。但即使是第二組，也可以在中國歷史文化中找到其資源。

　　在此，我們便以第二組中的兩個例子來說明一下中國歷史文化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理論關系。

　　嚴格來說，中國古代并沒有形成民主概念。與此相近的一個觀念是“民本”，指的是統治者把百姓視作一個國家興衰成敗的根本，認為他們是“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之“水”，所以他們主張貴民、安民和恤民。民主和民本的共同點在于對百姓的重視。但民主直接認為百姓是國家的主人，擁有最高主權；民本認為君主是國家的主人，擁有最高主權。這是二者的本質區別。在肯定二者區別的同時也應該看到二者存在由低到高的發展邏輯，也就是說如果將民本思想進行改造并使之建立在近現代社會制度基礎之上，也可以指向或通往民主。更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傳統中國沒有民主概念，但這并不意味著沒有片斷的、零星的民主實踐。比如，在古代社會中皇儲問題一般由皇帝一人確定，但如果皇帝猝崩而未立儲，那么只能由太后和大臣們協商議立。這時參加協商的大臣們便可以平等地表達自己的意見，而部分大臣的意見往往非常關鍵，最后再由太后裁決。宋徽宗便是由向太后主持、由章惇、曾布等人商量后而立的。其間還發生過很大的爭議，這正說明其方式還是具有民主因素的。漢文帝也是漢初諸大臣商量后確立的。在遠古時代，類似例子應該更多。明清時期內閣內部也經常有類似民主的討論。這里，民本觀念和歷史上偶然可見的民主片斷便是今天我們追求的民主價值的資源。

　　法治是中國傳統社會的一個價值原則，雖然它遭到過多種批評和否定，但我們并不能否認它在當時社會條件下的長期存在和功能發揮。至少從系統的成文法典來看，遠在戰國時期就由魏相李悝制訂了《法經》，其中包括六篇，即《盜法》、《賊法》、《囚法》、《捕法》、《雜法》和《具法》。商鞅在秦國變法時，根據《法經》改法為律。此后秦始皇下令制訂了完備、縝密的《秦律》頒行于全國并得到實施。漢、晉、隋、唐等各朝都有自己的法律體系。較近的《大明律》、《大清律》都達三十卷之多。其內容相當豐富和系統，對當時的社會生活發揮著重要的規范作用。實踐層面的事例非常之多，上文提到的北宋向太后便是一個遵法的例子。其家族中有人想向朝廷要一些特權和利益，并言有特旨。向后說：“吾族未省用此例，何庸以私情撓公法。”明確地拒絕族人所請。還有一個著名的例子可以反映出秦代法律的作用和百姓的法律意識，這就是陳勝吳廣起義的重要原因在于當時法律的嚴苛。《史記》記載：作為戍卒的他們“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斬。”于是他們只好揭竿而起。但是，我們也應該承認，在傳統社會中，法治原則在在相當多的時候和相當大的程度上被人治的價值原則沖淡了，而且其功能發揮也受到當時的技術條件和社會組織條件的巨大限制。

　　從以上這兩個例子可以看出，即使近代文明中才流行的價值原則，在我國傳統社會中也不是找不到類似或接近的概念，相近的歷史經驗也會有一定程度的存在。原因也并不復雜，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十二個理念都是相當普泛的人類價值原則，在具有人文色彩的中國傳統社會以直接或間接的形式存在是正常的，只不過它們遠遠沒有成為當時社會的主導價值原則。

　　不過，即使我們肯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歷史資源的存在，也并不意味著僅僅將這些資源拿出來就可以很好宣傳和培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了。習近平總書記說：“對歷史文化特別是先人傳承下來的價值理念和道德規范，要堅持古為今用、推陳出新，有鑒別地加以對待，有揚棄地予以繼承，努力用中華民族創造的一切精神財富來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也就是說，對于傳統資源必須予以創造性的轉換和創新性的發展，要辯證地處理繼承和發展的關系，才能更好地服務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