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鄭新立

　　目前我國正處于工業化、城市化、農業現代化快速推進的過程中。工業化需要從農村不斷輸送出高素質的勞動力，在由農民向第二、三產業從業人員的身份轉換中，他們的承包地如何處理？農業現代化需要發展社會化大農業，如何把家庭小規模土地經營轉變為規模化、集約化經營？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做出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提出，農村土地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三權分離，允許農民對土地的承包經營權抵押、擔保、流轉。

　　增加農民財產性收入 提高農業效率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離開土地的農民工已達2億多人。他們在農村的承包地大部分依靠農忙季節回鄉耕種或交給親友代耕。這種狀況帶來兩個不良后果：一是粗放型耕作降低了土地產出率，許多地方出現土地撂荒現象；二是在城市工作不穩定難以形成高素質的產業工人隊伍，制約著工業升級的進程。解決這個矛盾的唯一途徑就是鼓勵外出農民工將自己的承包地轉讓出去，使土地向規模化經營主體集中。這件事在許多地方實際上已經在做，只是在國家政策上尚未得到足夠支持。

　　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明確指出：“賦予農民對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轉及承包經營權抵押、擔保權能，允許農民以承包經營權入股發展產業化經營。鼓勵承包經營權在公開市場上向專業大戶、家庭農場、農民合作社、農業企業流轉，發展多種形式規模經營。”這是農村土地經營制度的一個重大突破，是從農村實際出發做出的一項重要改革。按照《決定》精神，農村土地公有制將實行三權分離：所有權歸村集體，承包權歸農戶，經營權放開。要穩定所有權，落實承包權，搞活經營權。所有權歸村集體，不準自由買賣，就能避免土地的兼并。農戶將承包權抵押后，如果失去了抵押物，債權方拿到的仍僅僅是土地的用益物權。承包權歸農戶，農戶對承包的土地擁有法人財產權或用益物權，就可獲得土地轉包收入即財產性收入。承包權有了交換價值，進城農民轉讓承包權的積極性就會提高。放開經營權，鼓勵種糧大戶、農業公司、合作社擴大土地經營規模，對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和土地產出率，都有重要作用。

　　經驗證明，有的農民把土地轉讓出去，獲取的轉包費甚至超過自己耕種的純收入。有些地方將每畝地年轉讓費定為1000斤小麥的市場價。投資農業搞集約化經營，田埂取消可增加耕地面積5%，統一良種、深耕、灌溉、施肥、滅蟲，單產提高，回報率可達30%以上。要抓緊搞好土地確權頒證工作，為土地承包權流轉創造條件。

　　有力推進農業現代化進程

　　當前，農業現代化面臨著千載難逢的機遇：一是農業勞動力轉移有出路；二是大量社會資金急于尋找投資途徑；三是市場對優質綠色農產品需求旺盛；四是農用工業能夠滿足農業現代化對技術裝備的需求。這四個條件同鼓勵土地承包經營權轉讓的政策結合在一起，農業現代化的進程將大大加快。

　　土地承包權流轉，使農民從提高效率中增加收入。按照目前每畝轉包費700元計算，一戶10畝地每年可收入7000元。兩口子出去打工，年收入6萬元左右，加上土地轉包費收入，家庭年收入即可進入中等收入家庭行列。種地的農民由于擴大了經營規模，收入也可以大幅度增加。根據實際經驗，在單季農業地區，一個農民種100~120畝地，雙季農業地區，一個農民種50~60畝地，農業勞動生產率就能達到第二、三產業的平均水平，農民就能成為體面的職業。而按照現在的機械化條件，在平原、淺丘嶺地區，一個勞動力能種幾千畝旱地。在南方水稻產區，一個農民能種幾百畝水田。由于勞動生產率提高，其收入將超過外出打工的收入，有助于形成穩定的高素質農民隊伍。土地的規模化經營有力地推動農業現代化，我國農業將會由一個弱質產業轉變為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產業。

　　與市場經濟有效融合

　　三權分離，將使土地公有制的實現方式發生重大變化，使之與市場經濟有效融合。過去，我們在國有企業改革中，曾成功地通過兩權分離，實現了國有經濟與市場經濟的融合。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決定》曾指出，國有企業對所占有的國有資產，擁有法人財產權，可以抵押、擔保、轉讓、受益。十八屆三中全會又提出，對國有企業的管理要從管資產為主向管資本為主轉變。現在是把這一成功經驗在農村土地制度上加以復制，從理論和實踐上來說，都不應該存在障礙。其中略有區別的是，農村土地有一個用途管制問題。即耕地的流轉必須在不改變用途的情況下進行。如果需要將耕地變為建設用地，必須符合建設規劃，并依法辦理征地手續。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還明確，土地的占補平衡可以在省域范圍內進行。這就可以把農村零星、分散的建設用地資源加以復墾，通過土地市場交易和規劃部門統一調劑，滿足投資者對建設用地的需求。重慶市通過地票市場，挖掘農村分散的建設用地資源，既滿足了工業化、城市化對建設用地需求，又擴大了耕地面積，增加了農民收入，起到了一箭三雕之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