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政放權不是簡單做“減法”

——訪全國政協委員、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賈康

　　支撐改革的資源是有限的，不可能采取 “畢其功于一役”、一步到位的方式，這里面必須有對于優先順序的周密考慮和審慎合理的設計把握

　　應在法治化的框架下，對市場主體實行“負面清單”，法無禁止即可為；對政府則要實行“正面清單”即“權力清單”，法無授權不可為，法有規定必須為

　　日前，中共中央政治局舉行第十五次集體學習，主題是如何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學習時強調，在市場作用和政府作用的問題上，要講辯證法、兩點論，“看不見的手”和“看得見的手”都要用好。而就在前不久，國務院批轉了發展改革委《關于2014年深化經濟體制改革重點任務的意見》。意見把加快轉變政府職能列為今年經濟體制改革重點任務首位，強調要抓好簡政放權的先手棋。經濟體制改革為何要把政府職能轉變放在首位？如何看待政府職能轉變對于改革的意義？本報記者就此采訪了全國政協委員、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賈康。

　　管好政府，給市場騰出合理空間

　　解放新論：為何要將轉變政府職能作為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任務？

　　賈康：所有經濟活動最根本的問題，就是如何最有效地配置資源。只有引導資源配置符合價值規律，才能以最小投入（費用）取得最大產出（效益）。而政府與市場都具有配置資源的能力，因此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就是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即弄清楚究竟誰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以及如何盡可能實現優化分工合作。

　　如果回顧一下改革開放36年來的歷程，可以發現，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和對外開放，始終是圍繞著如何正確認識與處理政府（計劃）和市場的關系這一核心問題展開的。改革開放以前，我國實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由政府通過國家指令性計劃進行資源配置。改革開放以后，我們對政府（計劃）和市場關系的認識逐步擺脫傳統觀念的束縛，改革總體取向是尊重和強調市場作用。為什么會有這種變化？簡要地說，原因就在于大量的實踐經驗教訓使我們發現，經濟發展中低效、不可持續的突出矛盾，多與政府對資源配置干預過多和干預不當、市場功能發揮不夠密切相關，導致市場主體活力被束縛、價值規律不能充分發揮作用、生產潛能被僵化低效的體制機制所壓抑。這類弊端如不能很好加以解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難以形成，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也難以推進，偉大民族復興“中國夢”的現代化戰略目標將無法如愿實現。因此，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和進一步解放生產力，首先要管好政府，合理轉變其職能，給市場騰出合理空間。

　　當前，我國現實生活中政府和市場的邊界還遠不夠清晰。一方面，一些地方和部門的手伸得過長，管了許多“管不了、管不好、不該管”的事情，越俎代庖；另一方面，在一些本該由政府來管的領域，卻出現缺位和管理部門的不作為與相互推諉。上述兩種情況都屬錯位、不到位。只有讓政府從不該管的領域退出，它才有可能正確歸位，把該管的事管好。從這個意義上說，簡政放權既是轉變政府職能的突破口，也是厘清政府與市場關系的先手棋。當然，在盡可能劃清兩者邊界的同時，還必須處理好雙方的合作關系，比如，在法治化框架下發展契約式的PPP（政府與企業伙伴合作）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