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光明網理論學術動態導讀關注市場經濟、城鎮化、時代性精神貧乏、政府職能轉變、中國夢、亞洲新安全觀、樓市金融等話題，歡迎網友踴躍參與討論。
【李義平：切實把思維方式、行為方式轉到市場經濟的軌道上】
李義平在國家行政學院報中撰文指出，在落實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的精神，建立和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今天，我們依然在不知不覺中受著計劃經濟體制的積攢的“習慣”的干擾。
市場經濟下的政府和社會的著力點在于造就強烈而普遍的市場經濟的或曰商業的氛圍，充分調動人民群眾，或者說“草根階層”的創業、創新激情，使他們更容易創辦企業，資本和人才可以更容易地流動，包容冒險、遐想和失敗，社會更推崇和尊敬普通的自主的創業者。在現實生活中，這種情景就如同先期發展的市場經濟國家，也如同我國經濟發達的地區那樣，政府在服務，人民在創業，企業在搏擊，各司其職，各盡所能，生機勃勃。
摘編自《國家行政學院報》詳細
【魏后凱：未來城鎮化的主戰場在中西部地區】
中國社會科學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所副所長魏后凱指出，當前，東部地區城鎮化率已超過60%，進入到城鎮化減速推進時期。預計東部地區城鎮化的這種減速趨勢將會持續下去。相比較而言，中西部地區城鎮化率尚未越過50%的拐點，今后一段時期內，中西部城鎮化進程仍將會保持較高的速度，短期內甚至會呈現加速態勢。由于城鎮化階段的不同，目前東部地區已經進入城鎮化減速時期，而中西部地區仍處于城鎮化加速時期，未來中國加快城鎮化的主戰場在中西部地區。
中西部地區將成為未來推進城鎮化和吸納新增城鎮人口的主要載體。加快中西部地區的城鎮化進程，不僅有助于推動中西部地區的就地城鎮化，減少中西部人口向東部流動，緩解東部珠三角、長三角和京津冀三大城市群人口、產業高度集中的壓力，還有助于縮小中西部與東部地區之間的發展差距，促進國土空間均衡開發和區域協調發展。因此，中央提出“到2020年，要解決約1億人口在中西部地區的就近城鎮化”。
摘編自 《中國社會科學報》詳細
【尤西林：時代性俗氣背后是精神貧乏】
陜西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校基督教文化研究所所長尤西林認為，中國經歷了這么多的事情，但是缺乏哲學與社會史的結合反思。歐洲有最優秀的一批學者從哲學高度反思納粹。中國人要對自己經歷的20世紀的災難，提升到本質意義上的高度來加以理解。在人文精神哲學與社會學之間有各自合理研究的張力。中國至今不能達到這一研究，除開體制性限制外，也缺少相應的思想、學術與藝術準備—當然，這一闕如既是中國精神現狀的結果，也是它的原因。
今天中國是精神貧乏的時代，這和經濟所達到的空前繁榮，形成了極為奇特的對比。今天中國的文化精神處于一種低下的狀態。我對中國現代化轉型的精神危機充滿著高度的關注，包括它的歷史根源以及未來可能的重建。
摘編自《時代周報》詳細
【汪玉凱：轉變政府職能，重構政府與市場關系的路徑】
中國行政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汪玉凱指出，重構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是直接影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的關鍵。轉變政府職能，無疑是重構政府與市場關系的核心。轉變政府職能必須從削減政府權力、減少行政審批事項入手。轉變政府職能，必須削減政府權力，改變權力高度集中的局面，政府要為企業、社會放權：上級要為基層放權。轉變政府職能，簡政放權，必須確立政府的公共屬性地位，制定對公權力約束的框架。簡政放權后，政府要加強宏觀調控和市場監管的職責。
摘編自《中國改革論壇網 》詳細
【鐘君：中國夢不是西方憲政夢】
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鐘君指出，一段時間以來，“憲政”概念受到追捧。一些人宣稱憲政是解決當前中國問題的良藥，把中國夢說成是“憲政夢”。事實上，這些人心目中的“憲政”，是西方資本主義的憲政，這樣的“憲政夢”只是看上去很美。 首先，“憲政夢”不等于“法治夢”。其次，“憲政夢”不等于“民主夢”。 第三，“憲政夢”并不都是美夢。
摘編自《紅旗文摘》詳細
【周錦尉：踐行亞洲新安全觀】
上海人大工作研究會研究部部長、上海社科院特聘研究員周錦尉指出，共同安全、綜合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續安全”是新的亞洲安全觀。習近平主席闡述了這四方面安全的含義，是把握和遵循現代世界經濟社會運行的規律和特點，對安全作了精辟、深刻的概括和表述，已經成為亞信成員國的共識，我們必須努力踐行。，但我們必須認識到三個問題的存在，才能有效的做到亞洲新安全。一、亞洲各國不僅利益與共，而且安危與共。 二、堅決打擊“三股勢力”是極其重要任務。三、發展是解決地區安全問題的“總鑰匙”
摘編自《文匯報》詳細
【張健：樓市金融化的兩個通道：“土地貨幣化”和“房子投資化”】
中共天津市委黨校哲學部主任張健認為，中國房地產業的流程可以概括為四個環節和兩大流程，即：“拿地—貸款—建房—賣房”四環節，“拿地—貸款”和“建房—賣房”兩個流程。通觀上述流程及其后面的博弈，可以發現以下特殊現象： 第一，“土地貨幣化”成為樓市金融化的第一個通道。在“拿地—貸款”階段，開發商、地方政府、銀行三者之間，由于國情的復雜性和當前市場的不規范性，出現了與一般市場要求相背離的現象。從2003年起，中國的房地產自有資金率允許35%，這意味著更多的流動性進入了樓市，此時的信貸需求不是真實的中國實體經濟的資金需求。在這個意義上，“限貸”和“約束貨幣”對樓市的“去金融化”具有直接影響力。第二，“房子投資化”成為樓市金融化的第二個通道。在“建房—賣房”階段，正常市場化運作流程是“開發商出資→建筑商建房→現房賣房”，但實際流程變為“建筑商墊資→開發商期房預售→內部認購”。通過內部購房，或者把銀行貨幣變現為房款，形成“銀行信貸=付房款”的資本運作模式（投資資本），或者把部分黑色或灰色貨幣洗成合法貨幣（洗錢資本），意味著樓市不再是簡單的商品運作對象，而逐漸變成資本運作新領域。
摘編自《紅旗文摘》詳細
（光明網記者 李貝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