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光明網理論學術動態導讀關注新型城鎮化、既得利益集團對改革的挑戰、土地經營權、中國金融業發展、民族國家認同等話題，歡迎網友踴躍參與討論。
【劉樹成：將新型城鎮化作為穩增長推動力擺脫“下限保衛戰”】
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經濟學部副主任劉樹成認為, 2012年以來，受國內外經濟形勢影響，我國經濟下行壓力較大，往往出現“經濟增速下滑——微刺激——小幅反彈——再下滑”的循環，宏觀調控時常要打“下限保衛戰”。經濟下滑具有慣性，單純守住下限是被動的。要將新型城鎮化作為經濟穩定、持續增長的推動力量，擺脫“下限保衛戰”，推動中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
要擺脫當前這種循環圈，避免經濟刺激措施碎片化、短期化，就要尋找能持續推動經濟穩定增長的力量，積極穩妥、扎實有序地推進新型城鎮化，就是這種力量；日前出臺的《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的貫徹落實，就是重要抓手。
摘編自《人民日報》詳細
【孫立平：既得利益集團對改革啟動反抗的力度相對有限】
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孫立平指出，在這次改革啟動的時候，人們都在強調既得利益集團對改革的阻力，這確實是不能否認的。過去幾年我們也一直在強調這一點。但我覺得，這種阻力也不能估計得過分，不能任意夸大。從現實情況看，這次既得利益集團對改革啟動反抗的力度是相對有限的。這一方面可能是由于上層選擇用反腐敗方式破局的策略是奏效的，另一方面可能也說明，其實既得利益集團也是一幫慫人。
既得利益集團，說是集團，其實是不能作為一個整體行動的。事到臨頭，誰也不愿意出面帶頭反對改革，因為誰出頭誰倒霉。這也說明，中國看起來很難的那些事情，其實也像窗戶紙一樣，一捅就破。既得利益集團或權貴集團對改革的威脅，也許是在改革啟動之后。即在改革啟動之后，他不但不反對改革，甚至改的比你還積極，然后通過將改革措施扭曲變形，將改革變成一種財富掠奪的戰爭。
摘編自《改革內參》詳細
【李偉偉、田世昌：土地經營權抵押貸款應注意的問題】
農業部貿易促進中心中國農業銀行李偉偉、田世昌認為，李克強總理則在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指出，慎重穩妥進行農村土地制度改革試點。因此，在出臺相關政策辦法前，有些問題需要提前進行深入、細致、充分地研究，未雨綢繆，三思而后行。一是明確土地經營權抵押貸款，目的是解決哪類農民貸款難。我們允許土地經營權抵押貸款，目的主要是解決“大農”的貸款難問題，還是“小農”的，抑或是二者一起解決，需要有一個清晰的認識。二是明確哪些金融機構為抵押貸款的主要放貸人。對于合適的金融機構，可以用財政出資建立擔保、貼息機制，減低債務違約，降低放貸風險，同時給予相關稅費減免扶持等，以提高其積極性。三是統一土地承包經營權、承包權、經營權等相關概念及內涵。首先區分不同方式取得的土地承包經營權及其權利內涵。 其次區分土地承包權和土地經營權。四是必須從農民、銀行、政府多角度綜合審視權衡。政府的著眼點是農民、銀行二者是否可以“雙贏”，以及對整個經濟社會的影響。
摘編自《經濟參考報》詳細
【羅伯特·席勒：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與中國金融業發展密不可分】
耶魯大學經濟系著名教授羅伯特·席勒指出，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越來越重要，我覺得這和中國金融業的發展密不可分。中國和世界的聯系也會越來越密切。中國的經濟增長依然存在較大潛力，從目前來看并沒有出現非常大的下行壓力，沒有任何資料顯示中國經濟會出現衰退。此外，我認為中國應該更多的關注資金的需求，并且放松對資本的管制，使中國更好地融入到世界金融市場中。同時，強化監管體制，增強危機與風險處置能力是中國未來金融體制改革的關鍵環節。中國應該站在金融創新的前沿，鼓勵對不同金融形式的嘗試，成為金融的創新中心，對中國來說是件好事。
摘編自《文匯報》詳細
【吳照玉：博士應改變面向學院、背對公眾的寫作姿態】
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吳照玉認為，與前輩學者不同，“80后”的博士生大部分都沒有走出校園的經歷，從決定讀博的那一刻起，其學術軌跡乃至生命軌跡就基本固定。這大概就是福柯所說的“知識分子從此銷聲匿跡，只剩下各專業領域里忙碌的專門家”。我們除了在自己的小時代里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在大時代的劇目中，同樣不應缺席。從我們預備成為一位知識分子開始，至少有兩點是應該努力的方向。一是改變面向學院、背對公眾的寫作姿態，避免成為孤芳自賞的局外人。如果僅僅停留在純粹學院派研究上，無法從精致而無目的的思想游戲中脫身而出，那我們就錯失了時代賦予的機會。二是堅守學術的獨立性和自主性。專業的權威性和自主性是學院知識分子走向公共生活的根基，沒有專業優勢，在消費市場上就很難與那些技術專門家們抗衡。
摘編自《中國社會科學報》詳細
【梁亞濱：全球化時代民族國家認同依然非常重要】
梁亞濱在學習時報中撰文指出，全球化帶來的影響之一是國家認同的降低。經濟的全球化和政治權威的分散化，造成人們的認同更加趨向于多樣化和多層次。對某些人來說，對國際組織、國際法或跨國宗教等機構和政治實體的認同，已經超過了對國家的認同。在某種程度上說，這種認同在國際體系中帶來更多的民主，并且導致世界向著一個更加“扁平”的方向發展，就像在歐盟內部所發生的那樣。然而，從全球范圍來看，我們可能過度擴大了國家認同的衰落。在一個依然由民族國家組成的世界中，對民族國家的認同依然是最為強大和有力的認同。
摘編自《學習時報》詳細
（光明網記者 李貝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