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武漢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 劉偉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鄉村社會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這種變化雖然有社會和市場自發演進的因素，但是由執政黨和政府主導與推動，并通過政策執行實現了快速發展，更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同時，“生產發展、生活富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成為扎實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總體要求，2014年初黨中央進一步要求全面深化農村改革，在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上取得新進展，為保持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提供有力支撐。然而，目前農民在觀念和行為模式上與日益現代化的農村社區發展尚存在諸多不協調，但二者在深層次上又存在著內在邏輯關聯，因此，加強農民政治認知基本狀況的分析，有助于深化農民政治心理研究，推進農村民主政治制度化建設。

　　自2010年1月至2012年7月，筆者分別組織了四次中度規模的村民訪談，主要涉及農民的政治認知、政治信任、政治情感、政治評價、政治期待和政治人格六個方面，獲得了進入本研究的216份有效訪談材料。受訪農民所在地包括：湖北、河南、福建、貴州、遼寧、江西、湖南、山西、四川、重慶、江蘇、安徽、甘肅、山東等14個省（直轄市）。基于本次調研，我們主要從四個方面討論農民的政治認知狀況，即農民對“政治”、“清官”、“民主”和“自由”的理解與認知。

　　政治：系統化、知識化認知不足

　　農民對國家的想象和理解主要是通過政策和領導人。作為政治實體，“國家”是一個抽象的政治學概念。對普通人特別是農民來說，國家往往更多與中央政府緊密相連，與中央領導人及其出臺的重大政策息息相關。

　　最近十余年來，鄉村地區實現了電視“村村通”，“新聞聯播”等品牌已成為塑造農民國家認知的重要途徑。我們發現，農民對“政治”的理解是非常現實和具體的。他們往往將政治理解為“政策”、“手段”、“權謀”、“權力”或“上面的事”、“當官的事”、“城里的事”、“讀書人的事”。但他們對政治的（好或壞）評價，往往又從政治之外或非政治的個體利益領域出發，比如生活狀況和經濟狀況。當然，將政治理解為與執政黨和國家政權相關的活動，是受訪者中最多的態度傾向，這接近國內主流意識形態研究對政治的相關界定。這說明，普通農民持有與黨和政府比較一致的政治觀。

　　總的來說，大部分農民對“政治”存有一種陌生感、異己感和被動感。農民往往將自己劃定在政治活動之外，同時又能直接感受到政治的影響。從受訪農民的表述中，很難看到與精英政治背景下相同強烈的政治效能感，但我們能隱約看到他們對政治史和政治過程所葆有的興趣。

　　此外，在訪談材料中，農民有關政治相關問題的談論很少觸及政治制度。這說明，他們對中國政治制度的總體認知和理解尚處于比較初級的狀態，而談到最多的是“共產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等等。至于我國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幾乎沒有人能夠做到清晰地表達。這說明，農民政治認知的系統化和知識化程度仍非常有限。從這一點來看，在鄉村地區，國家應該通過各種途徑加強我國社會主義政治文明方面的宣傳教育和普及工作。

　　清官：心理企盼依然強烈

　　農民依然有比較強烈的清官推崇傾向。在訪談中，受訪者在“中國社會需要清官”這一點上表現出驚人的一致性。應該說，對清官的認同至少在公序良俗的價值和理想護持上，與農民需要得到制度化利益保障的心理是存在內在呼應的，因此自然得到他們的充分肯定。

　　在216位受訪者中，有185位在自由表述過程中都提到了對清官的看法。其中，173位明確認為中國需要清官，只有12人有不同意見。不過，我們進一步發現，農民對于清官是有著矛盾心態的：一方面他們覺得中國社會需要清官，另一方面他們也看到，只依靠清官并不能解決中國的全部問題。這說明，農民在清官問題上的認知和理解趨于理性化。

　　民主：理解很直觀

　　作為現代政治的基本價值和制度安排，民主不僅包含抽象的政治哲學內容，還意味著復雜的制度邏輯與運行架構。從最日常的意義上看，民主就是讓普通公民或社會成員能夠說話、選擇和決定。在制度形式上，民主最通俗的體現就是，凡涉及大家切身利益的事，讓大家充分參與。在這個意義上，農民并不缺乏對民主的基本理解。在涉及民主話題時，農民的表述包含了民主的諸多重要方面：人民當家作主、開會討論、公開、通過一定渠道反映民意，等等。人民當家作主，這是農民對民主的本質理解，與主流意識形態一致。開會討論、公開，這涉及民主的形式，這種理解非常直觀。但受訪者不能接受“拉幫結派”這樣所謂的民主現象，認為它與民主不相容。這應該既與中國人自古以來反對結黨營私的傳統觀念有關，也與中國現代政治發展中的“人民民主”話語和民主政治邏輯有關，是深入人心的政治理念。

　　筆者還發現一個大致的趨向：在農村社區，經濟發展績效的高低與農民對村民自治和鄉鎮選舉的評價大致成正比。這主要是因為，在經濟相對落后的農村，“熟人社會”的運行相對簡單，制度化成本與需要相對不高，經濟欠發達的現實狀況決定了農民更多地關注生存成本，社會支持的利益關聯度成長空間也就薄弱，因而對村民自治和鄉鎮選舉的制度化參與程度不高，評價也不高。同時，面對經濟落后的現實，農民會將發展現狀與鄉村干部的領導不力聯系起來。從這個意義上看，農村落后地區更需要的是經濟發展和日常治理的規范化，而不是單純的民主投票形式。我們認為，正確解決利益存量與增量和利益分配的問題，才是更好地推進當前農村民主制度化建設的前提所在。

　　自由：很生活化的詞匯

　　從大的方面看，自由主要涉及行動自由和思想（言論）自由兩個方面。通過訪談，我們發現，農民對自由的理解非常生活化，其核心就是他們現在感覺很自由。因為面對市場發揮的資源配置決定作用，農民可以進行不受強制的自由選擇，想種地就種地，想打工就出去打工，想說什么話就能由衷地表達。有的受訪者對村民自治的理解就是，在這個制度下農民有了行動上的自由。在鄉村生活中，“自由”已然成為日常詞匯，頻繁地出現在農民話語當中，并不具有強烈的意識形態色彩。甚至在部分農民眼里，自由已經成為了評價中國社會政治現實的基本標準。與過去計劃經濟時代作對比時，農民普遍認為“現在的社會更自由”。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青年項目“鄉村治理轉型中的農民政治心理嬗變”（10YJC810028）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