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光明網理論學術動態導讀關注市場決定性作用、中國戰略思維轉型、農村土地中國政治思想、二胎政策等話題，歡迎網友踴躍參與討論。
【遲福林：“市場決定”將伴隨一場更深刻的思想解放】
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遲福林認為，“市場決定”將伴隨一場更深刻的思想解放,這是因為：“市場決定性作用”，意味著資源配置的效率和公平，將對我國走向公平可持續增長的轉型和改革有決定性影響;意味著政府主導型經濟增長方式的歷史終結，對于市場主導下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有決定性影響;意味著權力配置資源導致機會不平等、權利不平等的歷史終結，對于形成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有決定性影響;意味著官本位、權力尋租、經濟特權的歷史終結，對于抑制消極腐敗、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籬有決定性影響。由此，才能產生自覺、堅定、務實、到位的改革行動。
摘編自《中國改革論壇網》詳細
【楊雪冬：變化挑戰下的中國戰略思維轉型】
中共中央編譯局楊雪冬認為，無論是全球關系還是中國在其中的角色都遠未定型。因此，中國所面臨的挑戰是各種變化和不確定性帶來的。以下幾個問題值得重視。首先，要以正常的心態來理解和解釋中國的崛起。尤為重要的是，一個崛起的國家要理解衰落或相對衰落國家的心情，并且要通過連續穩定的行為，建立起自己的行為預期。其次，既要重視兩個世界(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的劃分，更要重視大國之間的關系。對于中國來說，要平衡好新興大國和“次發達大國”這兩種身份的關系，協調好與主要大國的關系。第三，既要重視官方外交，更要發展民間外交。中國的官方外交在內容上有了極大的豐富，但是民間外交還需要從人民外交向公民社會外交發展。這既可以提高人民外交的組織化程度，也能擴展國家外交的范圍，避免其單一化和官僚化。第四，要充分利用各種方式，提升中國的國際形象，占據國際社會的道德制高點。一些西方國家對于中國的批評越來越集中在人權等與道德有關的問題上，這是近年來中國與西方國家關系的一個重大變化。第五，要充分挖掘中國傳統文化和中國共產黨歷史中關于國際關系的寶貴資源，塑造中國式外交文化和風格，并為國際問題的解決貢獻智慧。中國式的外交文化應該包含天下大同的情懷、和而不同的理念、反對恃強凌弱的立場、統一戰線和群眾路線的方法、縱橫捭闔的手段等。
摘編自《學術前沿》詳細
【厲以寧：農村土地確權須得到法律有效保護】
著名經濟專家厲以寧：農村的土地確權對中國農民來說，最重要的是：在保證農業用地（耕地和建設用地）使用方向不變的前提下，使農民的財產權益得到保障，不至于被政府或在政府同意下的企業單位低價圈占土地和拆毀農家住房而得不到合理的補償。土地確權后，農民應具有三權三證。三權是：農民承包土地的經營權、農民宅基地的使用權、農民在宅基地之上自建住房的房產權；三證是：農民承包土地經營權證、農民宅基地使用權證、農民在宅基地之上自建住房的房產證。農民的三權三證是受到法律保護的。為什么農民會成為“失地農民”？為什么農民會成為“無業者”？為什么農民會成為無房可住的流浪者或寄人籬下者？這與農民財產權益沒有得到法律的有效保護有關。土地確權后，農民的三權三證得到了保障，任何人或單位都不得隨意侵占農民的承包地、宅基地和宅基地上的房屋。如果要征用農民的土地或拆遷農民的房屋，必須嚴格按照法定程序行事，需要以農民作為一方，政府或政府同意下的企事業單位作為另一方的雙方協商，按雙方同意的價格成交，以合同為據。這樣，農民心里就踏實了，因為他們的權益得到了維護。
摘編自《人民網》詳細
【姚中秋：中國政治思想史之檢討】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姚中秋指出：中國政治思想史淪為現代中國的立法者、學者公眾接受西方政治思想之預備性學科。它本身沒有意義，它只是為人們接受西方政治思想開辟道路。而在進步主義的政治思想史范式中，中國人接受西方政治思想不僅是一種必然，也是一種義務，因為，西方政治思想是進步的、現代的。當代中、西政治思想史研究之間的重大差別：歐美之政治思想史雖受歷史主義影響，但尚未被其支配。事實上，眾多政治思想史家是杰出的政治哲學家。而中國的政治思想史家只是學者，最多只是反傳統的宣傳者。他們主要在論證中國固有之政治思想之歷史性，也即其在當下之不正當性，據此而完全取消其普遍性，而將中國的政治思想自我矮化為特殊的、地方性的，注定了被西方的、但普遍的政治思想取代。主流之政治思想史是沒有意義的，甚至具有反意義。它無助于面臨著構建中國的現代國家秩序之政治家、公眾體認華夏一中國之政治思想與智慧，事實上，它的功能是讓人們疏離它。這樣的政治思想史學科絲毫無助于中國的現代國家秩序之構建，它的邊緣化也就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摘編自《學術月刊》詳細
【沈尤佳：撫育成本高是二胎低生育率的重要原因】
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沈尤佳認為，隨著第一代獨生子女進入生育高峰期，“單獨二胎”政策已然落地，“全面二胎”亦呼之欲出。當前，工資與飆漲的食品價格尤其是住房價格的不匹配，已經給眾多中低收入年輕人的生育決策設置了障礙。假如把物質條件之外的照料責任和照料勞動負擔也考慮進去，生育選擇就更難做出。因為，照料孩子的責任，限制了家長的工作時間和工作機會，可能在增加支出責任的同時，收入水平卻維持不動甚至降低，以至于陷入入不敷出的境地。假如允許個人決定如何最好地利用自己的時間，那么家庭很可能通過推遲、減少甚至拒絕生育，減輕照料責任。
摘編自《中國社會科學報》詳細
（光明網記者李貝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