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光明網理論學術動態導讀關注城鎮化、農民的財產權利、民主發展、“國六條”、混合所有制、歐美社會核心價值觀的傳播等話題，歡迎網友踴躍參與討論。
【茶洪旺：重新反思政府全面主導的城鎮化模式】
茶洪旺在《探索與爭鳴》中就新型城鎮化的問題撰文指出: 政府全面主導的城鎮化發展所累積的問題越來越多，矛盾愈加尖銳，風險日益凸顯。認真反省政府全面主導的城鎮化發展的實踐，它確實留下了值得讓人們深思的教訓：城鎮化過程不僅沒有破解城鄉二元結構，而且固化了二元結構；政府加速推進城鎮化發展采取的一些政策，客觀上對農民造成了物質和精神方面的雙重傷害；政府公共服務政策的公正性、公平性受到社會廣泛質疑；城鎮化過程中的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不僅沒有縮小，反而持續擴大了。有鑒于此，政府全面主導的城鎮化發展模式已經難以為繼，我國傳統城鎮化發展已走到了新的十字路口。
摘編自《探索與爭鳴》詳細》》
【楊玲玲：賦予農民更多財產權利是擴大農村中等收入群體的上乘之選】
楊玲玲在《學習時報》中撰文指出，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讓廣大農民平等參與現代化進程、共同分享現代化成果，賦予農民更多財產權利”。農村中等收入群體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重要力量，是農業現代化的生力軍，是農村社會穩定的中堅力量，也是農村實現共同富裕的集中體現。但由于人數眾多文化水平有限，再加上農業產業生產周期長、依賴自然條件高等自身特點，決定了農民從來都是社會的主要弱勢群體之一。改革開放30多年來，雖然中央高度重視“三農”問題，各級政府為農民增收可以說使出了渾身解數也取得了重大成就，但農民收入的提高與全面小康目標實現還有一定差距。“小康不小康，關鍵看老鄉。”而賦予農民更多財產權利是擴大農村中等收入群體、如期實現小康的上乘之選。
摘編自《學習時報》詳細》》
【郎友興：民主發展需要采取“選舉＋協商”模式】
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政治學系教授、博導郎友興指出,在復雜多元的現代社會，光憑選舉民主的原則和方法無法解決各種社會問題。實踐中的民主發展，有必要采取“選舉＋協商”模式，即分別發揮選舉民主和協商民主各自的優點。人民政協與人民代表大會是相輔相成的。但是，如果僅僅將人民政協理解成為在履行協商民主，而人大則在實施選舉民主，是不正確的。這種認知不僅嚴重誤解了兩個機構的性質，而且也割裂了兩種民主形式的關系。從世界各國的政治理論與實踐來看，任何民意代表機構都是協商與選舉并重的，有時協商占據多數的會期時間。就我們國家而言，目前中國人大有不少環節需要完善，如選舉制度與辦法的完善，但某種意義上說，人大制度一個重要的問題在于人大在議政時協商的時間嚴重不足、渠道單一和形式主義。而政協所存在的問題，除了協商本身外，一個突出的問題是政協委員的非代表性。簡而言之，人大問題在于缺乏協商性，而政協問題則是其選舉性的缺失。此外，一講到協商，人們常常會將其與政協聯系起來。這當然沒有錯，因為在中國的政治制度下，協商屬于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制度。但是，協商機制存在于各個層面、各個領域。人類的社會生活、經濟生活、文化生活等都需要協商。近一些年來，在一些基層形成了一些較為創新并逐漸成熟起來的協調機制。
摘編自《人民論壇》詳細》》
【蔡恩澤：“國六條”催生資本監管新智慧】
蔡恩澤在《學習時報》中撰文指出，3月25日，國務院部署促進資本市場健康發展的六大舉措，坊間普遍認為這是給資本市場摘掉緊箍帽、帶來交易活力的“國六條”。毫無疑問，“放開搞活”是“國六條”的鮮明亮點。但隨之而來的一個問題是監管層需要以新的思維和新的方式來構建新形勢下的監管智慧。以往的教訓是，資本市場一管就死，一放就亂，如何跳出歷史的魔咒，使監管寬嚴適度，讓資本市場既合規有序，又蓬勃生長，需要潛心研究。
總之，“國六條”出臺后，監管層既不能當阻礙資本市場健康發展的頂門杠，又不能作作壁上觀的旁觀者，必須創新監管理念，改進監管手段，提高監管效率，才能真正為資本市場保駕護航。
摘編自《學習時報》詳細》》
【黃群慧：建立一場自上而下推進混合所有制的改革】
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所長、研究員黃群慧指出，推進混合所有制改革，需先探索和制定三方面規則。一是界定不同國有企業功能，將國有企業分為公共政策性、特定功能性和一般商業性，建立不同法律法規，進而設計不同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實施細則；二是完善公司治理結構，總結國有董事會試點經驗，明確混合所有制下國有企業董事會的運行規則，建立有效的高層管理人員選拔和激勵約束機制，保證國有董事和非國有董事的行為規范化、長期化，保證國有和非國有資產共同保值增值；三是完善和修訂相關法律法規及文件，重新制定諸如“非國有資本參與國有企業投資項目辦法”“國有資本運營公司和國有資本投資公司試點辦法”的新制度。
“上下結合”的推進路徑既能激發基層改革創新的積極性、保護經濟的活力，又能實現改革的有序性、避免一哄而上的混亂。搞好混合所有制改革，一定要堅持上下協同推進、制度規范先行的方法論原則。只有讓“自上而下”的推動與“自下而上”的探索相互作用，才能不斷結出新的改革碩果。
摘編自人民網詳細》》
【陳延斌、牛紹娜：歐美社會核心價值觀傳播的主要路徑】
江蘇師范大學倫理學與德育研究中心陳延斌、牛紹娜指出， 歐美國家不僅通過大眾傳媒直接向公眾傳播主流意識形態，推進本國公民對社會核心價值觀的認同和踐行，同時還向全世界輸出自己的核心價值觀。
一、執政黨和非政府組織的著力推動：首先是執政黨精英的言論推動，其次是政黨綱領的價值觀蘊涵。近年來，歐美國家非政府組織也已經成為推動社會核心價值觀傳播的重要參與者，甚至成為某些領域價值觀的倡導者和捍衛者。二、大眾媒體等渠道的傳播：但宗教憑借其潛移默化的教義和教化，仍然在許多國家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是傳播核心價值觀的重要渠道之一。另外，由于大眾媒體傳播信息的超時空性和即時性，拓展了公眾獲取社會核心價值觀相關信息的渠道。三、國民教育是社會核心價值觀傳播的主渠道：英國政府對教育的主導和管理是極為嚴格和統一的。2002年英國政府提出了“公民教育”的任務，意在加強社會核心價值觀的教育。四、法治是社會核心價值觀傳播的保障者：歐美國家都很重視在法治建設過程中體現核心價值觀的要求，用法律的權威來保障和推動核心價值觀的傳播。
摘編自《湖北日報》詳細》》
（光明網記者李貝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