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蘇州大學商學院　朱學新 趙強

　　近年以來，蘇州的工業化、城鎮化和城鄉一體化水平一直領先全國。2012年，蘇州市三次產業產值比為1.6∶54.2∶44.2，同期江蘇和全國的三次產業產值比分別為6.3∶50.2∶43.5和10.1∶45.3∶44.6。第二產業占比反映蘇州的工業化水平遠高于江蘇和全國，而第一產業占比則說明蘇州的農業貢獻率遠低于江蘇和全國水平。

　　蘇州農業集約化經營的現實選擇

　　快速發展的工業化、城鎮化和城鄉一體化進程，客觀上要求蘇州的農業發展與之相匹配。然而，蘇州農業發展面臨的主要問題：一是耕地面積銳減，顯著低于聯合國糧農組織規定的人均0.8畝的警戒線。據不完全統計，到2008年為止，我國人均耕地面積為1.37畝，江蘇省人均耕地面積為0.92畝，而蘇州市僅為0.55畝，到2011年進一步減少到0.52畝，且有不斷減少的趨勢；二是除已實行“三大合作”（農民專業合作、土地股份合作和農村社區股份合作）的農戶之外，其余的家庭承包經營農業，無論是種養結構，還是經營規模和手段均不同程度地影響農業產業結構的調整，農業專業化、市場化、產業化的進程，及土地的產出效益。蘇州農業如何走出一條適合自身實際的、集約化經營的現代農業發展之路，已成為蘇州城鄉各級政府面前的一項重大課題。2013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要大力支持農民大戶、家庭農場和農民專業合作社的發展，尤其是明確將家庭農場作為一種新型農業經營模式，這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土地流轉現狀下現代農業集約化經營的路徑選擇。蘇州作為全國率先基本實現現代化的地區，在“四化融合”的大背景下，大力發展家庭農場不失為農業集約化經營的一種現實選擇。

　　蘇州農業集約化經營的探索源于20世紀80年代后期。農業大戶是20世紀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期農業試行規模經營的最初嘗試。進入新世紀后，蘇州農業集約化經營是伴隨農村組織形式創新來實現的，主要是“三大合作”。到2010年末，蘇州的合作組織約3043家，入社農戶超過30萬戶，約占總農戶的三分之一，“三大合作”至今仍是蘇州農業集約化經營的主要抓手。2013年中央“一號文件”發布之前，蘇州也出現過家庭農場的雛形，但由于當時無法取得獨立的法人資格，故發展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2013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鼓勵創辦家庭農場等新型農業經營方式后，據蘇州市工商局相關統計數據顯示，從2013年3月初開始到2013年8月初，全市共注冊登記家庭農場41戶，其類別已實現從個體工商戶，到個人獨資企業、有限責任公司、合伙制企業的全覆蓋，其中個體戶27戶，個人獨資企業12戶，合伙企業1戶，有限公司1戶；家庭農場的經營范圍涵蓋了谷物、蔬菜、水果等種植業、畜禽飼養業及水產養殖業；家庭農場的平均規模在100畝左右，最大的一個家庭農場是種養大戶市慶桂家庭農場，其土地經營規模達250畝。家庭農場的快速發展，大大豐富了蘇州農業的經營方式，對推動地方農業的集約化經營和轉型升級起到有力的推動作用。

　　小規模精細化運作

　　我們也應看到，由于蘇州的家庭農場起步較晚，發展時間較短，尚未形成自身的特色，特別是與長三角地區家庭農場發展比較成熟的上海松江區和浙江寧波市這些家庭農場發展的先行地區相比還存在不小的差距。筆者認為，蘇州家庭農場的發展要走出一條符合自身社會經濟發展和區域文化特色的個性化道路，須從以下幾方面入手。

　　第一，從經營規模來看，蘇州應堅持小規模精細化運作。根據國外相關學者的研究成果，家庭農場的規模并非越大效率就越高，決定家庭農場效率的根本在于家庭農戶投入要素的組合配置。根據2013年農業部對全國家庭農場發展情況的統計調查，全國家庭農場平均規模約為200.2畝。盡管蘇州家庭農場目前的平均規模約為100畝，只有全國平均水平的一半，但是蘇州作為城鎮化相對發達地區，土地資源高度緊缺，土地自然布局呈現網格狀，且農戶承包經營的土地比較細碎，如果一味發展大規模家庭農場，勢必造成大量的農戶失地。筆者認為，小規模精細化運作應是蘇州發展家庭農場的鮮明特色。政府的作用就在于科學布局、合理規劃，引導家庭農場連片發展，形成產業優勢，培育和壯大家庭農場合作經濟組織。

　　第二，從經營范圍來看，蘇州應發展高效農業和休閑觀光農業。一方面，發展高效農業是現代農業的一大顯著特征，蘇州的家庭農場應通過農業集約化經營，實現生產要素的最優組合，最終實現社會、經濟、生態綜合效益的全面提升；另一方面，城鎮化的發展帶來居民物質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時，城鎮居民對閑暇、休閑追求的期望也在與日俱增。發展休閑觀光農業不僅是將第一產業與第三產業有機地結合和轉換，從而來提高農業的邊際價值，更主要的是田園風光能夠為城鎮居民提供一個休閑娛樂的好去處，這也是未來新型城鎮化發展中不可忽略的重要內容。

　　第三，從經營主體來看，蘇州應鼓勵村社“能人”轉型為農場主，并加強教育培訓。就當前由種養大戶紛紛申請注冊家庭農場而言，不排除具有一定的盲目性。如何保證這些家庭農場健康、可持續發展，加強對農場主及其家庭成員的職業培訓就顯得格外重要。地方政府應對申請設立家庭農場的農戶進行必要的評估、指導、培訓、輔導和服務，讓其充分掌握經營家庭農場必備的知識和技能，成為真正意義上的“職業農民”。

　　第四，從文化保護來看，蘇州應注重城市文化、農場文化與傳統鄉土文化的傳承與融合。城鎮化的快速發展同時帶來了我國村社文化的重構，隨著城市文明的滲透，傳統鄉土文化需要政府一定程度的保護，同樣，現代農業背景下的家庭農場的發展，須實現從農業的“經濟”功能到“生產、生活、生態、生命”綜合功能的根本性轉變，充分展現其自身的文化魅力，讓城市文明、現代農業與傳統的農耕文化以及江南地區特有的水鄉文化更好地融合生長，蘇州更應在這一方面有所作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