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副所長、中華民國史研究室主任　汪朝光

　　1912年1月，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2月，清帝宣布退位，中國結束了歷時數千年的帝制時期，開啟了共和時代。歷史似乎為近代中國的發展翻開了新的一頁，但是，歷史的進程卻不似許多人當初的期望，中國的發展沒能走上獨立富強、民主自由之途，卻開啟了軍閥爭斗、武夫治國之徑。其間之得失經緯，向為時人和后人關注。

　　在較為均衡的政治格局下，出現了蓬勃發展的西式民主景象，政黨勃興可謂其突出表現之一

　　民國成立后，中央政府的實際權力，落入北洋系軍事首領袁世凱手中。袁世凱以編練新軍起家，握有強大的軍事力量，并有多年從政的政治經驗、圓滑老到的政客手腕、遍及朝野的人脈關系。

　　袁世凱當政之始，已經表現出明顯的個人專制趨向，但此時革命的余波仍在蕩漾，革命黨人在中央和地方仍握有一定的權力，責任內閣制與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分立的制度剛剛實行，輿論開放，思想活躍，袁世凱的權力受到各方牽制。在這種較為均衡的政治格局下，出現了蓬勃發展的西式民主景象，政黨勃興可謂其突出表現之一。

　　“朝進黨而暮脫黨，暮進黨又朝脫黨，朝秦暮楚，一人一日數變，恬不為怪，黨德政德蕩然無存”

　　民國初年的黨派數量眾多，但這些黨派提出的政綱多數趨同，其中提出最多者為“振興實業”與“普及教育”。在這些黨派中，組織與綱領比較健全，比較具有全國性影響的黨派主要是代表革命派的同盟會及由其改組成立的國民黨和代表前清立憲派、紳商、有產者利益的統一黨、共和黨、民主黨及其后由上述三黨合并而成的進步黨。

　　民國初年的政黨數量雖多，然其實際多半為利益之驅動，而非主義與信仰之結合。細究民初各黨之政綱，幾難以分別其間之差別，而且政綱表述虛化，語意含混，解釋各異，難以付諸實踐。更有許多黨派全無政綱可言，而是追名逐利，而且黨員重復跨黨者甚眾，“朝進黨而暮脫黨，暮進黨又朝脫黨，朝秦暮楚，一人一日數變，恬不為怪，黨德政德蕩然無存”。正因為民初黨派自政綱政策到組成成分均與普通民眾無甚關聯，因此民眾對這些黨派的興衰命運亦淡薄不問。當政治環境變化之后，在袁世凱政府的高壓之下，這些黨派毫無抵抗的能力，很快星散四方，銷聲匿跡。

　　對于信奉以實力說話的袁世凱而言，三權分立的西式民主形式，不過是招之即來揮之即去的工具而已

　　民國政府體制采行責任內閣制，這也是革命黨人為了限制袁世凱的個人權力，防止北洋派獨占政權而主動采取的舉措。1912年4月，由唐紹儀擔任總理的內閣成立。唐紹儀本為袁世凱的老部下，與袁保持著長期的關系，但他當政后，“事事咸恪遵約法。袁世凱以每有設施，輒為國務總理依據約法拒絕副署，致不能為所欲為，深滋不悅”。為此，袁世凱指使其親信部下在內閣中不斷發難，與唐紹儀為難，使唐的施政備受掣肘。在此情況下，1912年6月唐紹儀被迫離任，同盟會閣員亦退出政府，北京政府內閣總理的職位很快落到了袁世凱的親信趙秉鈞手中。這不僅標志著革命派基本失去在北京中央政府的權力，同時也意味著傳統文官體制在軍人武力壓迫下的退縮，袁世凱成為北京政府的主人。此后，“事實上國務院已成了總統府的秘書廳，所有的國務員，都惟總統之命是從，國務總理的有無，本已無關緊要，不過形式上還是非有這么一個裝飾品不可”。于此亦暴露出憲政體制之約束在軍事強人實力前之弱勢。

　　民國初年，臨時參議院頗為活躍，多數議員對袁世凱的個人專權趨向有一定的警惕，認為“參議院萬不可為政府之傀儡”，并通過各項立法動議，對袁的個人專權形成了程度不等的牽制。不過，臨時參議院的所作所為改變不了民初的實際政治格局，袁世凱也從來沒有將參議院真正當回事。他對參議院的決議，或者是陽奉陰違，或者是置之不理，或者根本就不通過參議院而徑自行事。對于信奉以實力說話的袁世凱而言，三權分立的西式民主形式，不過是招之即來揮之即去的工具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