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預算公開救濟機制的完善

　　要促使預算公開實現形式性向實質性的轉變，離不開預算救濟主體的力量，尤其為打破政府的封閉式改革，必須改善我國預算公開中救濟主體缺位的狀況。“二次審議稿”增加了關于政府上下級、同級之間財政內部監督機制的規定(第83條和第85條)，并且將預算違法行為納入社會主體檢舉、控告的范疇(第86條)。但是為防止這些法律條文在生效以后形同具文，仍需提高其規范性與實效性——既要制約救濟主體的行為不致過分偏離其本來應有的職責，同時即使救濟主體的行為存在某種程序的功能擴散也能夠通過程序保障而獲得正當性。[xliv]

　　一方面，為規范政府預算公開的行為，應該將預算公開不規范的行為列入行政復議與行政訴訟的范疇。借鑒發達國家的相關經驗，如日本通過頒布《信息公開法》和《行政事件訴訟法》形成了對政府預算權力的自我制約，當政府作出拒絕公開的決定時，公民主體除可以提起行政復議外，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訴訟，從而保障了政府信息公開的合法性與合理性。

　　另一方面，倘若政府在預算公開改革中不作為或作為有悖于法律，這種涉及侵害公民預算知情權的案件就應“有必要從維護納稅者對國家財政實行民主管理的角度，依據憲法精神，設置一個以保護納稅者基本權為目的的訴訟制度，并以許可納稅者提起主觀訴訟的形式，完善納稅者訴訟的法律”[xlv]。因此，為了充分保障公民的預算知情權，需要構建預算公益訴訟機制，為訴權主體提供訴訟支持，實行舉證責任倒置，并將訴訟請求的范圍由“法律權利標準”擴展到“公共利益標準”(指納稅人有權基于任何預算公開不規范行為而提起訴訟)等;當然，還應進一步完善關于預算公開違法行為的法律責任與問責的具體操作規范等[xlvi]，例如對《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第33至35條進行修訂，增加關于預算公開部門或機構問責的范圍、方式、程序、途徑等，從而更好地發揮預算公益訴訟的作用。

　　結　語

　　我國倡導公共預算改革已多年，當前正在進行的預算公開改革實踐有可能把我國帶入一個預算法治發展的新階段。通過對我國預算權規范化困境的解讀，可以發現，我國預算公開法治化困境的化解路徑不僅在于探尋我國預算權規范化配置與監督的方法，重塑預算權運行的程序與規則，而且在更深層次上展示我國公共預算體制改革將是一個持續的過程，除了需要預算法的修訂與完善，還必須依賴于整個財稅法領域乃至憲法等其他法律領域的充分配合與協調。[xlvii]因此，當前我國預算公開法治化的努力不能簡單地設想將保障預算公開的機制(如人大預算監督機制)予以立法“硬化”，否則預算公開的推進將陷入立法需求“硬化”不足和實施效力“軟化”的兩難境地。[xlviii]

　　誠然，我國預算公開法治化的進程顯現出一種迥異于西方國家的發展邏輯，相關預算公開法律制度的設計也將不可避免地呈現出自身的獨特性和艱難性。[xlix]然而，當前我國預算法的修訂活動，顯得過于謹慎和保守：整個“審議稿”未能對人大預算權力、納稅人預算權利的配置進行充分重視，甚至缺乏關于預算民主原則、公共預算理念以及預算參與方面的基本法律條款。盡管如此，我國預算公開法治化的進展已經向前邁進了一大步，黨的十八大報告中更是明確提出，推進民主政治改革和提升人大的職能，“加強對政府全口徑預算決算的審查和監督”。[l]我們可預期的是，預算公開制度作為現代法治國家重要的公共財政制度，在中國財政法治現代化進程中，將通過持續不斷學習與發展的實踐，逐步走向法治化、民主化和規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