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光明網理論學術動態導讀關注思想家的產生、中國的貧富差距、產能過剩、執法、土地規劃制度等話題，歡迎網友踴躍參與討論。
【公方彬：思想家的產生遠比GDP的增長難得多】
國防大學教授公方彬指出，對于我們來講，亟需大思想家及其思想的產生，但要達成目的，滿足需要 ，決非易事，因為思想家的產生遠比GDP的增長難得多。大思想家及其大思想的產生無論如何都做不到立桿見影，尤其是對于我們這樣一個制約和障礙更多的國家和民族來講，難度更大。
制約中國的思想家及其大思想產生的原因主要有兩個，一是思想領域的處女地不似從前那么豐富，我們很難找到具有引領人類文明的思想空間，更難產生大思想成果；二是中國長期被排除在世界思想創造的流之外，已經產生嚴重的陌生感，再匯入其中，面前存在著難以逾越的鴻溝；三是僅僅把沉浸于浮躁和功利主義泥潭的知識分子拉出來已屬不易，再進行人文情懷與擔當精神的武裝，更需長期努力而未必見效 。
摘編自《人民論壇》
【吳忠民：中國現在的貧富差距是相對缺少底線保障和流動機會的貧富差距】
中共中央黨校教授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現階段社會矛盾問題研究”首席專家吳忠民撰文指出 ，過大的貧富差距對于社會的安全運行和健康發展是十分不利的，就過大的貧富差距而言，實際上有兩種類型。第一種是相對擁有底線保障及流動渠道的貧富差距，第二種類型的貧富差距則是相對缺少底線保障及流動機會的貧富差距。
中國現在的貧富差距是一種相對缺少底線保障和流動機會的貧富差距，這主要表現在：底線保障明顯不足。應當承認，近10年來，中國在社會保障底線的建設方面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但由于歷史欠賬過大、公共服務意識尚未普遍形成等種種原因，社會保障底線的建設仍未取得根本性的好轉。從公共投入結構角度來看，同別的國家和地區相比，用于基本民生改善的比重過小。
流動機會明顯匱乏。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社會流動程度大幅度提升，民眾自由發展的空間得以大幅度拓展。不過，受種種因素的影響，中國如今的社會流動遭遇到一定的瓶頸，有待于突破。這突出地表現在社會成員特別是基礎階層成員向上流動的障礙在增多 、阻力在增大，社會成員上行的通道在變窄。同擁有保障底線及流動渠道的貧富差距相比，相對缺少底線保障和流動機會的貧富差距對于社會所產生的危害要更大。
摘編自《光明日報》
【江飛濤：體制扭曲是中國式產能過剩的關鍵所在】
中國社會科學院數量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所李平、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江飛濤指出，在現實經濟中存在兩種不同類型的產能過剩，一種是市場條件下出現的生產能力相對需求過剩的情形，另一種是體制機制缺陷扭曲企業投資行為而導致的系統性產能過剩。市場經濟條件下，產能過剩是一種常態。一般情形下，市場內生的產能過剩并不需要宏觀經濟政策之外的其他政策予以應對。但在一些特殊情形下，亦需要政策部門予以關注。
中國的產能過剩問題還有其特殊的一面。經濟轉軌過程中，在土地模糊產權、要素市場扭曲、環境保護體制不健全等背景下，地方政府采用稅收減免、土地優惠、財政補貼、降低能源資源價格甚至縱容企業污染環境、損害勞動者合法權益的方式進行招商引資競爭，導致企業過度產能投資，進而導致系統性產能過剩。因此，體制扭曲是中國式產能過剩的關鍵所在，也是政策部門需要高度關注的問題。
摘編自《光明日報》
【唐昊：借權執法帶來的治理困境急需解決】華南師范大學政治學教授唐昊撰文指出，“借權執法”模式的設計意圖是將行政處罰權集中在一個機關手中，以解決執法的多頭執行、重復執法、相互扯皮等問題。
借權執法帶來了行政管理效能的提升，但另一方面，將執法的決策權和執行權徹底分離，導致單純的執法代理人的出現，其長期結果會危及制度的權威和整體性，帶來長期治理的困難。這種正式的制度并不鼓勵，但一直存在的非常規的行政行為會帶來一些可能后果：破壞行政執法體系、剛性執法易導致政府與民眾之間的直接矛盾、累積治理問題引發公共管理危機、對運動式執法的依賴等。
摘編自《深圳特區報》
【楊惠： 現行土地規劃制度不足以支撐土地流轉】
從集體土地流轉的角度觀之，現行土地規劃制度無論在科學性或約束力上均不足以支撐土地的流轉。盡管《城鄉規劃法》拉開了我國城鄉一體規劃的序幕，并在一定程度上進行了制度優化，但其并未徹底解決新舊體制轉換中衍生出的新問題。具體表現在：
第一，規劃體系欠完整，法律基礎不完備，難以達成分層規劃的理想與總體規劃的目標。第二，規劃制定中協調機制與公眾參與機制闕如，難以保障規劃內容的科學性和公正性。第三，立法側重于規劃編制而相對忽略規劃實施的制度保障，難以真正落實規劃管理。
摘編自《中國社會科學報》
（光明網記者康慧珍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