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　賈根良

　　為緊緊抓住新一輪技術革命帶來的機遇，我國加快培育和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力爭縮小與發達國家的技術差距。但從技術創新實踐來看，近年來我國不僅在全球價值鏈中處于中低端的產業地位未發生根本改變，而且光伏等戰略性新興產業又陷入“高端產業價值鏈低端化”的陷阱。通過對發達國家經濟崛起歷史的考察發現，目前我國的技術追趕路徑存在著根本性缺陷，亟須實施戰略轉型。

　　技術追趕的“機會窗口”及其歷史經驗

　　經濟史研究表明，自英國工業革命以來，世界經濟每50、60年就會發生一次技術革命。每次技術革命的生命周期，都要經歷初創、成長、成熟和衰退4個階段。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進行技術追趕雖存在“機會窗口”，但在技術革命的四個階段上存在著質的差別。一般來說，第一階段甚或第二階段，由于技術創新盈利機會和增長潛力大，因而為技術追趕提供了廣闊天地；而在第三第四階段，因新技術的廣泛擴散引起創新收益下降，技術追趕的“機會窗口”迅速降低甚至關閉。

　　因此，對發展中國家來說，技術追趕的最大可能性存在于新技術革命的初期階段。在這個階段，雖然新技術最初出現在發達國家，但由于其技術體系處于最原始的早期階段，科技知識大都處于公共知識領域和實驗室階段，知識的意會程度、經驗和技能要求都很低，產業的進入壁壘也很低，處于該階段的新技術革命幾乎會將所有國家都“拉回到同一起跑線上”。這就意味著，如果發展中國家在新技術革命的初期階段，能夠通過自主技術創新，以更快的速度進入新技術體系，不僅可以有效縮小與發達國家的技術差距，而且還有可能像19世紀最后30年美國和德國取代英國的技術領導地位那樣，依靠技術創新引領實現跳躍式發展。

　　從歷史經驗看，19世紀最后30年是第二次工業革命開始期，這是一個生產技術大革新和工業生產大發展的時期。美國、德國這兩個年輕的資本主義國家，在工業生產上實現了跳躍式發展，超越了當時處于世界工業霸主地位的英國。但在19世紀中葉，沒有人能夠預見到英國的相對衰落，甚至連德國的經濟追趕理論家李斯特也沒有預見到，因為他到死都不相信德國能夠超過英國。的確，當時美國和德國剛剛完成國家統一，而英國的工業優勢看來是不可挑戰的。那么，美國、德國的迅猛崛起和英國的相對衰落是怎樣發生的呢？

　　幾乎所有的經濟史教科書都指出了這樣一個事實，抓住第二次工業革命主導部門技術革新的機會，是美國和德國工業出現跳躍式發展、迎頭趕上并超過英國等老牌工業化國家的決定性因素。美國在19世紀的最后30年，一系列新工業部門迅速發展起來，到1894年美國工業產值已居世界第一。美國從歐洲工業的邊緣地區和模仿者一躍而為工業領頭人，其實踐為世界各國提供了典范。在德國，從1871年統一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德國工業出現了跳躍式發展，它在鋼鐵、化學、電氣、內燃機等方面走在世界前列，承擔了開拓者的角色。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德國已在最新技術基礎上建立了完整的工業體系，成為歐洲第一工業強國。

　　即使是這樣，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美國和德國的大部分傳統產業仍落后于英國。以棉紡織業為例，美國雖然在技術上也有很大改進，但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其生產仍不能滿足國內需求，在大量出口新興工業品的同時，仍是棉織品凈進口國。在德國，紡織業技術革新遲緩，英國的生產率要比德國高得多，直到1914年德國的手織機還未完全被淘汰。而英國在棉紡織業以及在煉鐵焦炭的利用方面，生產率在19世紀80年代就達到了很高的水平。

　　美國和德國的經驗表明，在成熟產業上不存在技術追趕的“機會窗口”，因為發達國家已經占據了這類產業的技術制高點，落后國家無論怎樣追趕，也無法縮小技術與經濟差距。在19世紀下半葉，當第二次工業革命處于醞釀之時，作為第一次工業革命的落伍者，美國和德國并沒有按照比較優勢原則，從英國處于世界領先地位的棉紡織業、煉鐵和煤炭業亦步亦趨地追趕；相反，卻是從第二次工業革命的戰略性新興產業率先入手的。

　　實際上，歷史上相繼從落后進入發達行列的國家，都是通過進入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早期階段而實現跳躍式發展的。日本以及在20世紀下半葉實現工業化的韓國和芬蘭就是重要例證。相反，那些按照比較優勢始終如一地參與國際分工的發展中國家，至今仍未擺脫對發達國家的技術、金融和貿易上的依附，長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不能自拔，拉丁美洲特別是阿根廷就是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