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國政治難題與“中產階級帶來民主”

　　摩爾在《民主與專制的社會起源》中有一句“沒有資產階級就沒有民主”，成為西方民主化理論的金科玉律。于是乎，西方民主化的經典理論就變成：經濟發展推動工業化和城鎮化，工業化催生了中產階級，中產階級自然要求民主。這是西方人根據自己的歷史而給出的一個高度抽象和簡單化、因而也是有違其自己歷史的民主化教條。西方民主化歷史的真相是，資產階級革命帶來了精英民主，這不用質疑，但精英民主和革命前的貴族制、寡頭民主也沒有多少區別，而真正民主化的到來則是1848年二月革命以后的事，最遲也是1871年巴黎公社以后的事，大眾民主從此到來。也就是說，即使是歐洲的民主歷史，也不是民主化教條理論所說的那么簡單。因為理論的簡單化，而簡單化的理論必然有違歷史本身，以至于就連亨廷頓這樣的“先知先覺者”在《第三波》中也沿著摩爾的路線得出所謂“中產階級帶來民主”這樣的命題。

　　而泰國的政治難題告訴我們，恰恰是城市中產階級，構成了民主的反對力量。他們不停地搞街頭集結，不推翻民選政府決不罷休。更為可笑的是，因為泰國的中產階級占人口的30%，他們提出了極端荒謬的政治主張：70%的國會議員和官員靠任命，30%的靠選舉。在泰國這樣一個城鄉兩極的社會結構中，中產階級成為少數，必然是人頭政治的輸家。因此，此中產階級非彼中產階級，而中產階級的政治訴求取決于其所處的社會結構，中產階級與民主沒有必然聯系。

　　泰國是“沒有資產階級就沒有民主”的反面教材。其實泰國并不特別。大量的歷史和既有的研究已經告訴我們，有財富的階級喜好自由，自由帶來財產權，而且喜歡用腳投票，即哪里環境自由、哪里能發財就到哪里去，他們特別不喜歡一人一票的靠數人頭的民主政治。什么人喜歡人頭政治呢？什么人喜歡平等呢？當然是下層階級、窮人和無產者。也正因為如此，西方政治思想上的主流理論一直是壓制、妖魔化作為大眾權利的民主的，托克維爾說的“多數人暴政”就是講民主弊端的可能性。但是，當西方的大眾、美國的黑人有了選舉權以后，又沒有出現托克維爾所擔心的窮人對富人的合法剝奪，原因何在？在于憲法，在于法治，在于苛刻的制度安排，使得大眾即使有了民主選舉權也不能實行不利于富人的政策，民主變成了窮人4年一次的“嘉年華”，富人的隱憂消失了，窮人的心靈也得到了撫慰。

　　烏克蘭悲劇與“民主有利于民族和解”

　　印度之所以是印度，即多民族、多種族的印度之所以能成為一個國家而不是四分五裂，就在于印度實行了民主政治。這是西方人最為津津樂道的。其實，印度之所以是一個統一的印度，還可能有更多其他的、更為重要的歷史背景和政治原因，而不能簡單地歸因于代議制民主下的聯邦制。一個更大概率、甚至普遍性的規律：正是由于民主運動，一個又一個新生國家誕生了。聯合國成立時只有40多個會員國，而今天則有200多個，其中民主化運動居功至偉。這是因為，民主主義和民族主義一開始就是一對孿生兄弟，民主化催生了歐洲最早的民族主義運動，反過來，民族主義運動又借助于民主化而得到強化。1950~1970年代的民族解放運動其實又是民族民主運動，大批亞非拉國家得以誕生。蘇聯解體、南斯拉夫解體，更是剛剛過去的歷史，都是民主主義與民族主義的雙重奏的產物。

　　烏克蘭的悲劇進一步告訴我們，在存在種族沖突和國家認同危機的國家，即20%多的烏克蘭東部的人親俄羅斯、70%多的烏克蘭西部的人親歐洲的分裂型社會，選舉民主動搖的是立國之本即國家認同。和泰國一樣，烏克蘭的分裂型社會結構決定了穩定的、和平的民主政治依然是期許之中的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