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楊光斌

　　閱讀提示

　　●民主是大多數人的政治，而多數人之間的利益很難一致化，而且多數人之間甚至可能存在對立性的種族或根本性物質利益的對立。因此，民主本身具有內在的張力和沖突性，這是我們必須務實地看到而不能選擇性失明的，否則，正如很多歷史上和現實中正在發生的故事一樣，民主到來之后并不都是福祉，反而成為禍害。

　　●埃及的現實告訴我們，公民組織是重要的，但是，公民組織的自治不等于民主政治本身，二者之間不存在簡單的因果關系，更不能劃等號。

　　●泰國的政治難題告訴我們，恰恰是城市中產階級，構成了民主的反對力量。中產階級的政治訴求取決于其所處的社會結構，中產階級與民主沒有必然聯系。

　　●烏克蘭的悲劇進一步告訴我們，在存在種族沖突和國家認同危機的國家，選舉民主動搖的是立國之本即國家認同。

　　近年來，一些國家的民主化進程，如埃及、泰國、烏克蘭，正在挑戰著我們已經習以為常的、甚至被當做圣經的民主化理論命題，諸如公民社會是民主政治的前提和基礎、中產階級帶來民主、民主有利于民族和解。

　　很多人習慣在“元敘事”上看民主，把一個國家的好壞都歸因于民主。我們應該更專業地看待這個實在是太重要的現實問題，為此就需要以更敬業的態度去了解一個國家的歷史與現實。

　　埃及民主化悲劇與“公民社會是民主政治的前提和基礎”

　　公民社會與民主政治的正相關關系應該來自托克維爾的《論美國的民主》，他把活躍的鄉鎮自治和發達的公民團體的活動本身視為民主。但是，所有熱心于民主化的人似乎都忘記了托克維爾的“民情說”，美國所以能如此，是因為其地理位置、法治精神和公民守法而又關心公共事務的民情。換言之，一個可能的反論是，沒有這種性質的民情，即使有了公民社會，這樣的公民社會與民主何關？

　　其實早有答案，只不過很多人只是選擇性地相信既有的智識成就，比如普特南在《使民主運轉起來》中所講的南部意大利的基于庇護關系而形成的“弱公民社會”并不利于民主治理。普特南這樣的研究被埃及民主化悲劇所強化。其實，亨廷頓早在其《文明的沖突》中就對所謂的公民社會組織即穆兄會抱有警惕，認為這種社會組織不利于民主。但是，美國制定“大中東計劃”的民主理論家和政治家置此于不顧，當2011年突尼斯、也門、利比亞、埃及、敘利亞等國發生政治事變之后，馬上給予一個浪漫的封號“阿拉伯之春”。結果，以“阿拉伯之冬”收場。尤其是埃及政治，靠公民組織主導下的選舉而上臺的穆爾西政權，其政策甚至比威權主義的穆巴拉克更專橫，結果城市中產階級轉而又搞大規模的街頭政治。但這次中產階級的街頭政治要的不是民主，而是軍政權。

　　埃及的現實告訴我們，公民組織是重要的，因為任何一個社會都需要一定程度的自治，任何政府都不可能管理好老百姓的所有日常事務。但是，公民組織的自治不等于民主政治本身，公民組織自治是地方性的，即地方或社區的公共性，而民主政治是全國性的，即全國的公共性，二者之間不存在簡單的因果關系，更不能劃等號，其中公民社會的“民情”或者說這個社會的根深蒂固的文化傳統決定了公民社會與民主政治的樣式和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