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由權力反腐轉向制度反腐，有五個必須要素可作測驗

　　我經多年的研究，認為我們能否由權力反腐轉向制度反腐，有五個必須要素可作測驗：

　　第一，必須設立政治體制改革先行試驗區。“越演越烈”（習近平語）的腐敗，從戰略上來看，是因為政治體制改革的滯后！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的成功，離不開深圳等經濟體制改革特區的先行先試！當年，盡管有總設計師的大力支持，但全國相當多的人，將深圳經改特區描述為，除了那面旗子還是紅的，其余都是黃的、黑的……如果沒有鄧小平同志毫不動搖的堅定支持，如果沒有任仲夷等同志的政治勇氣和智慧，如果沒有市場經濟在深圳所顯示出的巨大能量和速度，深圳經改特區早已胎死腹中了！但是，在政治體制改革方面，下面天天盼上面的紅頭文件，上面月月等下面的成功試驗，結果左盼右等了三十多年！當然，一些地方基層并非沒有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單項試驗，如四川雅安的黨代表直選、山西長治的媒體監督、新疆阿爾泰的官員財產公示等，但卻無一處能積小勝為大勝，更無一處能將星星之火復制拷貝為燎原！更為可悲的是，這些改革先行者均被邊緣化！比經濟體制改革綜合性更廣、復雜性更高、艱巨性更大的政治體制改革，如果不設立政治體制改革先行試驗區，如同不給科學家配置實驗室，卻要他盡快交出成功的試驗結果一樣！

　　第二，必須改革黨委權力結構。沿用于“蘇聯模式”的黨委領導體制，是一種嚴重集權的體制。在計劃經濟條件下，就已經傾向于腐敗；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利用“有形之手”主導轉型的“權力便利”，更“加速度”的易發多發并滋生蔓延腐敗，而且不支持長期執政。因此必須通過黨代會常任制實現黨權三分：將現行黨委“議行合一”的權力分為，決策機關——黨委會，執行機關——執委會；同時，通過“改革黨的紀律檢查體制”，以實現“保證各級紀委監督權的相對獨立性和權威性”——監委會。于是，就能從制度保障上“形成科學的權力結構”。58年前黨的“八大”、33年前鄧小平的《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就作了這種頂層設計，而十八屆三中全會和中央紀委的三次全會所展示的就是改革黨委權力結構的“更大的政治智慧和勇氣”！

　　第三，必須改革現行的選人用人體制。133年前，馬克思根據巴黎公社實踐，深刻指出：“用等級授職來代替普選制是根本違背公社精神的”！蘇聯、東歐嚴重違背這一重要原則，無論是黨內還是黨外，所謂的選舉，無非是為實現組織意圖；而所謂的組織意圖，無非是主要領導的個人意圖而已！在這種選人用人體制下，眼睛向上的上去了，眼睛向下的下來了；領導喜歡的迅速提拔到領導身邊，群眾擁護的將永遠留在群眾中間！于是，正如中央多年前早就指出的“兩個難以”：優秀人才難以脫穎而出，用人上的不正之風難以避免。而這“兩個難以”就是用人不正之風發展為用人腐敗的用人導向！

　　第四，必須讓黨員、群眾真正成為黨和國家的主體，真正成為反腐敗的主力軍。打天下時，我們不僅清楚，兵民是勝利之本；而且懂得，戰爭之偉力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眾之中。但是開展沒有硝煙的反腐敗之戰，我們卻不會相信和依靠群眾了。盡管我們把“黨委統一領導，黨政齊抓共管，紀委組織協調，部門各負其責，依靠群眾的支持和參與”這五句話作為反腐敗的領導體制和工作機制。但在實際斗爭中，前四句話都有不同程度的落實，唯獨最重要的第五句話卻接不了地氣，落不到實處。結果，僅靠專門機關的孤軍作戰單打獨斗，仗越打越難，傷亡越來越大，效果越來越差，群眾也越來越不滿意。在信息時代，網絡平臺的廣泛、快捷、方便、低廉，使網絡反腐獨具中國特色。當前，需要我們以疏導而非阻撓，回應而非回避，引導而非領導的態度應對現階段的網絡井噴現象，使人民群眾能廣泛、積極、有序地參與反腐敗斗爭。

　　第五，必須積極穩妥地處理多年形成的腐敗呆賬。三十多年前，鄧小平同志就指出，“這股風來勢很猛”，卷進腐敗的“不是小量的，而是大量的”。由于政治體制改革滯后，權力反腐未能及時轉向制度反腐。三十多年所形成的腐敗呆賬相當不小！因此“新提任干部公示財產”和“有條件赦免有問題官員”，成為解決腐敗呆賬的積極穩妥之策。前者是擬用不斷新增的清廉增量，去不斷減少舊的腐敗存量；后者是擬用特殊政策讓問題官員能放下包袱，輕裝前進。就通常情況而言，前進有多快，主要不取決于推進的動力有多大，而取決于排除的阻力有多大！

　　據此，我以為，這“五個必須”，不僅是下階段中央強力反腐的可能走向，而且是從權力反腐轉向制度反腐的必然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