稅法升格。全國人大五年立法計劃不僅提到《預算法》的修改，也提到制定增值稅法等單個稅法。目前要加快、全面推進增值稅改革，建立符合產業發展規律、規范的消費型增值稅制度，消除重復征稅問題。目前除了稅收征管法之外，18個稅種中只有3個通過人大立法（個稅、企業所得稅和車船稅）。同時，把高耗能、高污染產品及部分高檔消費品納入消費稅征收范圍，以限制“三高”的消費。一方面，逐步建立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稅，使得個稅更加合理，加大收入分配調節，更好地體現公平。另一方面，加快完善個人所得稅征管配套措施。加快資源稅改革，推動環境保護費改稅，也是多年來的希望，稅法的嚴肅性要明顯高于收費，企業無法規避。

　　房地產稅立法并適時推進。加快房產稅立法和改革步伐，減少房產建設和交易環節稅費，清費立稅，增加房產保有環節的稅收。如果能夠果斷地“以稅（房地產稅）代金（土地出讓金）”，稅負放在持有環節，而不是購買環節，房價將下降，一定面積自住房產免稅，炒房則征房地產稅，如此，才會有更多的人買得起、住得起房，才能理順財政與房地產關系，扭轉“土地財政”的局面。

　　國稅地稅合并，才能對違規優惠“零容忍”。各地招商引資拼的就是給投資者的稅收返還，但這容易造成財政利益的總體損失。清理規范稅收優惠政策，也是三中全會確立的重要任務。市場經濟是公平競爭的經濟，稅收優惠政策過多過濫不符合市場經濟的一般原理。要按照統一稅制、公平稅負、促進公平競爭的原則，加強對稅收優惠特別是區域稅收優惠政策的規范管理。對于目前已有的優惠政策，要確定期限、限期取消。區域發展規劃應與稅收優惠政策脫鉤，原則上不再出臺新的區域稅收優惠政策，稅收優惠政策統一由專門稅收法律法規規定。同時，嚴格禁止各種越權稅收減免。《決定》中提出要“完善國稅地稅征管體制”，盡量減少征管重復與征管空白。但是，從最近20年來看，國稅地稅分設是弊大于利，增加了稅收成本，增加了征管漏洞。應該考慮將兩者合并。只有這樣才能控制稅收肆意優惠的問題。

　　事權與財權要結合。實行分稅制近20年，事權與財權不相適應是一個突出的問題。要“適度加強中央事權和支出責任”，“部分社會保障、跨區域重大項目建設維護等作為中央和地方共同事權”，“區域性公共服務作為地方事權”。中央可通過安排轉移支付將部分中央事權支出責任委托地方承擔。“對于跨區域且對其他地區影響較大的公共服務，中央通過轉移支付承擔一部分地方事權支出責任”。這些都表明，有多少錢辦多少事，是必要的原則。當前中央和地方職責交叉重疊，共同管理的事項較多，這種格局造成目前中央財政本級支出只占全國財政支出的15%，地方實際支出占到85%。這說明很多該中央管的事情中央沒有直接管理，委托地方去做，再通過專項轉移支付給地方提出要求，客觀上會不同程度地干預地方事權，地方往往也沒有動力做好不適宜地方承擔的事項，造成行政效率偏低。

　　今后要按照建立事權與支出責任相適應的制度要求，在轉變政府職能、合理界定政府與市場邊界的基礎上，充分考慮公共事項的受益范圍和管理效率，合理劃分中央和地方事權與支出責任，適度加強中央政府事權和支出責任，減少委托事務。《決定》同時提出，要保持現有中央和地方財力格局總體穩定。在這一基礎上，中央和地方按規定分擔支出責任，規范一般轉移支付和專項轉移支付事項，有利于促進市場統一和公共服務均等化。

　　增加地方財力。要“保持現有中央和地方財力格局總體穩定，進一步理順中央和地方收入劃分”。這里有提高地方財力的空間。分稅制改革形成了地方“稅收短缺”，導致有的地方走向了“收費”、“賣地”、“建立融資平臺圈錢”等“邪路”。隨著時間的延續，“營改增”之后增值稅將達到稅收總收入的55%，提高地方留成比例已沒有懸念。在此基礎上，對于增值稅與企業所得稅，筆者建議實行“基數固定比例，增量提高比例”的模式，以提高地方財力。

　　節約成為財政常態。健全改進作風常態化制度。圍繞反對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加快體制機制改革和建設。健全嚴格的財務預算、核準和審計制度，著力控制“三公”經費支出和樓堂館所建設。

　　公務員節約要從領導干部開始，《決定》指出，“規范并嚴格執行領導干部工作生活保障制度，不準多處占用住房和辦公用房，不準超標準配備辦公用房和生活用房，不準違規配備公車，不準違規配備秘書，不準超規格警衛，不準超標準進行公務接待，嚴肅查處違反規定超標準享受待遇等問題。探索實行官邸制”。這些都涉及到財政的巨額支出。2013年11月25日公布的《反浪費條例》強調：“黨政機關要堅持從嚴從簡，降低公務活動成本”，這是一條基本原則。2000多年前孔子就說過“政在節財”，不管財政收入如何增長，政府以及公務員都應該成為“消費不浪費”的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