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光明網理論學術動態導讀關注就地城鎮化與異地城鎮化、改革、存款保險制度、誰來種地等話題，歡迎網友踴躍參與討論。
【周永康、潘孝富：就地城鎮化與異地城鎮化應并重發展】
西南大學文化與社會發展學院周永康、潘孝富撰文指出,兩種城鎮化模式并非完全對立、非此即彼，而是并行不悖的，可以相互補充、相互協調，整體推動城市化的健康發展。為此，應特別注意把握好以下幾個方面：第一，不管是異地城鎮化還是就地城鎮化，都應充分發揮市場對資源的有效配置作用，讓人口、土地、資金等要素在區域之間、城鄉之間、城鎮之間自由流動，自然形成城鎮體系。第二，加快形成多層次的城市（鎮）體系，特別是要大力發展城市群，使之具備吸引更多投資、吸納更多就業的發展空間，這有利于發揮異地城鎮化與就地城鎮化的聯動作用。異地城鎮化以各省大城市、城市群為主，同時重點在大城市郊區、城市群之間的農村地區、產業與交通條件好的鄉村中心鎮實施就地城鎮化。但這種模式，中西部經濟落后地區或難簡單復制，這些地區可能還會在較長時期內繼續以異地城鎮化模式為主。從長遠發展看，中西部地區也應以大城市為依托，逐步形成輻射作用大的城市群，并以縣域城市為重點，集中發展有產業基礎的中心城鎮，促進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從而實現城鄉聯動。第三，要緩解異地城鎮化帶來的對大城市的壓力，通過就地城鎮化來實現區域平衡、城鄉一體，最關鍵的一項是必須在制度供給、公共資源配置、基本保障上實現全國統一、公平對待。第四，要制定政策，建立透明規范的城市建設投融資機制，運用市場經濟的辦法，拓寬民間資本的投入領域，激活社會資本，允許地方政府通過發債等多種方式拓寬城市建設融資渠道，推動就地城鎮化的健康發展。另外，城鎮化應相對集中，而且必須重內涵式發展，重視人的城鎮化，應避免出現新的不合理利用和浪費土地現象。
（摘編自《光明日報》）詳細》》
【周其仁：改革要解決新事物的合法化問題】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周其仁撰文指出,改革包括兩個部分，一部分是這個社會在各種動力下發生了一些變化，不管你原來主張什么，社會綱領是什么，它總要有一些新的事物出來，對于這個部分，無論是老30年還是新30年，都是有的。另一部分就是社會當中冒出一些新的東西、新的權利，如何使其合法化，這是比較困難的。所以我說，改革就是解決新事物的合法化問題。
從這個角度看，這次三中全會決定是非常重要的，它為這10年或者20年社會當中發生的很多新的變化上升到合法化階段提供了很大可能性。我們應該抓住這次機會，使推動社會進步的一些新事物、新做法獲得合法地位。合法地位能夠增加各方的預期，增加社會的穩定性、持久性，也使已經發生的變化不會隨便被逆轉，所以這個階段是很要緊的。
（摘編自《北京日報》）詳細》》
【隋平：我國現行隱性存款保險制度的局限性】
西北大學法學院隋平撰文指出，我國現行隱性存款保險制度存在較大的道德風險。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我國已有數百家中小金融機構因種種原因倒閉或破產，他們的市場退出基本由央行或地方政府全面買單，這給政府帶來了很大的不確定性和風險性。其次，我國現行隱性存款保險制度不利于金融市場的公平競爭。長期以來，國有商業銀行擁有國家信用作為后盾，非國有商業銀行只有接受籌資困難和籌資成本較高的現實。因此，中小商業銀行根本不可能擁有與國有商業銀行公平競爭的機會。再次，現行的隱性存款保險制度缺乏必要的市場約束，造成商業銀行投機嚴重。銀行作為特殊的周期性行業，直接受制于經濟周期的影響。在經濟發展的高潮期，為了追逐高額利潤，商業銀行往往會忽視潛在的風險，降低貸款條件和審核標準，投機嚴重。而經濟發展一旦處于衰退期，銀行就必須承受不良貸款增多和資產貶值等不確定性風險，處理稍有不慎就會陷入連鎖傳染的陷阱，從而對經濟發展造成致命打擊。
（摘編自《光明日報》）詳細》》
【姜長云：解決“誰來種地”問題需要新思維】
國家發改委產業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姜長云撰文指出，解決好“誰來種地”問題，對我國農業農村發展和整個經濟社會發展影響深遠。就總體而言，解決“誰來種地”問題，需要拓寬視野，寬、長、高并舉。通過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拓寬解決“誰來種地”問題的寬度；通過提高農民素質、促進農業生產經營組織的改造提升，提升解決“誰來種地”問題的高度；再通過培育新型農業服務主體、構建發達的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拉伸解決“誰來種地”問題的長度。三管齊下，解決“誰來種地”問題就會思路大開。
（摘編自《經濟日報》）詳細》》
（光明網記者 唐麗華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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