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國經濟完成起飛和正在走向大眾高消費階段

　　中國經濟在改革開放前沒有最終完成“經濟起飛”的任務，原因很復雜，同原有計劃體制也有關系。實行計劃體制一個最突出特征，就是在國家意志和高度集權下配置資源，政府通過行政計劃全面掌控生產、流通、交換和消費，在較短時間內把由國家意志選擇的發展領域搞起來（例如重化工業、軍工部門和一些重要基礎設施），但由于缺乏一個可以合理調節社會產品供求關系的機制，這樣搞起來的發展結構，很難避免是不扭曲的，效率必然很低，同時，這里所謂的國家意志由于缺乏民意集約、集中的制度基礎，也不可能把老百姓的民生福祉放在優先發展位置。

　　從中國的實踐看，是改革開放和引入市場體制，才真正完成了經濟起飛的任務。在這里，體制的改革和轉變起到了關鍵性作用。中國發展引入市場體制，從開放境外投資和對外貿易開始，把大量社會經濟活動的領域——部門的與行業的，越來越多地放給多種所有制企業來搞，讓這些領域的資源配置按照市場供求關系和價格競爭機制進行調節，這就無疑引發了一場發展的“革命”。

　　新的市場體制一下子把計劃經濟長期壓抑的各種要素活力統統激發出來，新的各種市場主體大顯身手，各級政府推動發展的能動性也空前發揮。由新體制呼喚出來的這種巨大發展能量，在原有工業化框架和公共產品設施建設的基礎上，產生了能量倍增，其所爆發的超強供給能力大大超越了人們的預想，又恰逢其時，國際經濟進行產業結構大調整，給中國產品的大量出口帶來重要機遇，發展再入佳境，中國經濟才真正起飛了。

　　中國改革開放完成經濟起飛任務后，發展繼續深化、擴展，現在已經基本完成了成熟社會的主要任務，開始向大眾高消費的初期階段發展。羅斯托關于所謂成熟社會有幾個重要定義，首先是能夠把當時的現代技術應用于大部分資源開發與生產領域，同時還有建成現代工業部門的完整體系，以及農業就業人口的大幅下降。［5］按照羅斯托的這個定義，從宏觀和整體看，中國的發展已經基本完成了成熟社會的任務，開始向著大眾高消費的入門階段發展，這是一個非常關鍵的“門檻”。發展的國際經驗告訴我們，除了極少數國家外，拉美和亞洲很多發展中國家都曾在此階段止步，沒有真正進入大眾高消費階段，掉入了所謂中等收入陷阱，最終同高水平的國家現代化發展無緣。

　　如今，中國也走到了這個“門檻”前面。改革開放30多年，中國經濟一下子完成了經濟起飛和成熟社會兩大發展階段的任務，但現在也明顯表現出兩重性特征。首先是工業化、城市化高速發展，持續高速增長在20世紀90年代后尤為突出，1991-2011的20年間年均增長高達10.93%，從1978年到2012年，GDP總量按照可變美元人民幣匯率計算翻了61.4倍，達到51.9萬億元，成為僅次于美國的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人均GDP翻了40.2倍，為6116美元。［6］與此同時，中國經濟的問題和矛盾，也越來越徹底地顯露出來：增長和發展的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高污染、高耗能、高成本；產業技術水平和效益水平總體低下；越來越嚴重的社會公平和貧富差別，以及學界始終關注的城鎮化發展偏失、地方政府債務、房地產泡沫、社會金融風險等等。中國經濟的發展升級，不可能離開這些問題和矛盾的解決。

　　仔細觀察就會發現，所有上述問題和矛盾都是伴隨中國經濟發展取得巨大進步和成績而來的，是同一個發展過程的兩個方面，二者又都同現存的市場體制緊密相關。以下分析將表明，當下我們實行的市場體制，雖然在最終完成經濟起飛和成熟社會的任務上發揮了重要作用，但要繼續推動中國經濟全面進入大眾高消費階段，解決長期積累的發展問題和矛盾，是不適宜、不匹配、不勝任的，要繼續擴展發展成果就必須深化市場體制改革，讓中國的市場體制升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