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新一屆政府換屆后，中國經濟升級版成為國內理論界一個關注話題。中國經濟的升級首先涉及發展活動本身的內容，如結構水平提高、生態環境改善、技術創新進步、經濟效率提升等等——這些都是題中應有之義，但我認為同時不可或缺的，還有體制升級的問題。一個國家或社會的發展方式和發展水平，首先是由一定的經濟社會條件決定的，同時，發展體制也起著很重要作用，一旦形成了某種發展體制——包括經濟體制、政治體制和社會管理體制等，成為發展活動的制度載體，就會對發展方式和發展水平產生非常重要的推動或制約的作用。

　　一、中國兩個經濟發展階段和兩種基本發展體制

　　討論中國經濟的發展升級，首先需要弄清發展階段問題。不少人把建國以后的經濟發展分為很多階段，例如有學者提出改革開放后的30多年可分為兩個階段，70年代末到正式加入WTO前為一階段，之后為另一階段。我認為如果從更加廣闊的國際視野進行考察，可以把建國以后的中國經濟發展和成長分為兩大階段。

　　美國經濟學家羅斯托（W.W.ROSTOW）根據自己對大量發展史料的研究提出，可以把一個國家走向現代經濟增長和發展分為五個階段，即傳統社會、起飛準備、經濟起飛、走向成熟和大眾高消費時代。［1］這個“五階段發展理論”曾經在考察和研究發展中國家的過程中，產生過相當廣泛的影響，當然也受到過各種批評，主要是有人質疑該模式是否能夠準確概括現代經濟發展的歷史過程。現在看來，羅斯托的“五階段發展理論”在包容發展方式和理論概括的完整性方面確有局限性，但仍然不失為一種很有價值的分析方法和工具（況且后來能夠在這方面超過該理論的研究成果也很鮮見）。這里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用此模式分析，可以把中國的經濟發展和成長，放入國際經驗和國際案例中進行沒有制度差別的比較。

　　根據羅斯托的理論，我認為建國后的中國經濟發展和成長，可以分為兩大階段：第一是傳統社會走向經濟起飛準備階段，時間為1949年到70年代末；第二是經濟起飛和走向高水平成熟社會階段，時間為改革開放到現在，兩段各有30年左右。與此相匹配的發展體制（這里主要講經濟體制）分別為計劃經濟體制和初期階段的市場經濟體制。

　　先看第一階段，從建國后到改革開放前，這28年算不算已經完成經濟起飛呢？很多人認為該階段雖然問題很多，但經濟社會發展取得巨大進步，從無到有建立了一個國家工業化體系框架，還有兩彈一星等等宏偉工程，說明中國經濟已經起飛。我個人不同意這個觀點。

　　羅斯托的經濟起飛有三個基本標準，一是生產性投資率水平要達到國民生產凈值的10%以上；二是制造業部門的發展水平；三是有適應現代經濟發展的制度結構。從形式上考察，建國后到改革開放前的28年，已經達到經濟起飛標準。先看投資，建國初期的投資率水平沒有比較數據，到1981年，全社會投資率為19.64%，遠遠超過10%的羅斯托標準。再看產值結構，1952年的國內生產總值679億人民幣（下同），第一、二、三產業的產值比例分別為50.5%、20.9%和23.9%，1978年的GDP為3645.2億，第一、二、三產業的產值比例分別為28.8%、47.9%和23.9%，第二產業中的工業制造業比例達到44.1%，也完全超標。［2］至于羅斯托的制度結構標準，則很難進行量化比較。

　　我認為，根據以上發展材料，還無法論斷中國經濟已經起飛。這里有幾個非常重要的指標需要考慮，第一是三次產業對增長的實際貢獻率，直到改革開放后的1990年，第一產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還是最高的，為41.7%，二、三次產業的貢獻率只有41.0%和17.3%，其中工業產值的貢獻率僅為39.7%。第二產業特別是制造業的產值貢獻率開始明顯超過第一產業，是1991年以后的事情［3］，這說明在這之前制造業對增長的實際貢獻并不突出。起飛應是一個國家現代工業體系的整體構成和主導國民經濟增長，我們顯然沒有做到這點；第二是社會就業結構，1978年的農業部門就業比例為70.5%，二、三產業分別為17.3%和12.2%，前者占絕對優勢；三是人民生活水平，1978年中國農村貧困人口2億5千萬人，貧困率為30.7%［4］，假定城鎮貧困率為15%（實際高于此數），貧困人口為2600萬左右，兩者相加共約2.76億人，占總人口比例為29%。當一個國家人口近1/3是貧困人群的時候，說這個國家經濟起飛，沒有任何意義。

　　建國后到改革開放前29年的經濟發展狀況，只能判斷為進入起飛階段，但沒有真正完成經濟起飛的任務。同時，中國經濟發展和成長的這個階段又很特殊，不能完全套用羅斯托的模型加以解釋。這個階段主要特征是，國家主要依靠農業部門的資本積累，組織和推動重化工業部門大量聚集資源，現代工業基礎框架初步建成，農業部門對增長的實際推動高于制造業，農村就業人口占據社會就業的絕對優勢，更重要的是，社會貧困率很高，人民溫飽問題沒有真正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