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分別是臺北大學特聘教授、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　賴世剛 韓昊英

　　建構在牛頓力學上的西方科學，成就了近代科學的發展，其影響所及，幾乎遍布所有的自然科學及社會科學，城市規劃自不例外。例如，牛頓科學的宇宙觀是機械的，因此，自100年前城市規劃學興起時，城市規劃設計者便視城市為簡單與線性的機器，進而將城市切割成不同的空間構件，如區劃中的分區，將工業區、商業區與住宅區分隔開來，以避免它們互相干擾。然而，到了1960年代，規劃學者們開始認識到城市是復雜與非線性的，傳統視城市為機器的觀點應該被有機體的城市觀所取代。而后者直到最近隨著復雜科學的興起才逐漸地被規劃學者們接受。

　　這兩種觀點的主要差別在于，前者認為城市空間單元類似機器的零件，是可以取代及替換的，而后者認為這些單元如生物體的器官，無法任意取代及替換。

　　舉例來說，臺北市的士林夜市與上海市的新天地，都是十分成功的商圈，每年均吸引無數的游客造訪與消費。但是如果我們將上海市的新天地搬到臺北市或是將臺北市的士林夜市移植到上海，我們可以預期這樣的規劃安排將使得這兩個商圈的功能大打折扣。原因在于，士林夜市與新天地的營運模式已經與周邊的社會、經濟與物質環境融為一體，密不可分。當地客群的結構與客源以及商圈內小吃的口味與店鋪的設計，已經與周邊的建筑環境、道路網絡、車流、人流以及生活習慣打成一片。破壞這些商圈的社會經濟脈絡，例如改變街區的尺度以及道路的走向，將阻斷原本運作順暢的人流與物流，導致商業活動的減少，終至整個地區的衰敗。

　　另外，從更大的尺度來看，臺灣本島過去35年來已呈現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趨勢。具體而言，研究發現自1971年至2000年，作為基本空間單元的全島約350個鄉鎮的人口差距呈現擴大趨勢，表明有顯著的城市化現象發生。而這一趨勢并不受1978年貫穿全島南北(基隆市到高雄市)中山高速公路通車的影響。為減緩城鄉差距，臺灣當局陸續興建從臺北市到高雄市的高速鐵路并于2007年通車；此外，更有臺北市、新北市、臺中市、臺南市以及高雄市這遍布全島的五大城市，于2010年分別合并附近行政區升格改制為五個直轄市(其中臺北市為舊有直轄市)，以平衡區域的發展。即便如此，臺灣的人口近年來仍然有向全島最大都會區臺北市及新北市遷移的趨勢，這與傳統城市經濟學的預測相反。

　　反觀內地最近提出的兩橫三縱的全國城市發展藍圖，企圖以高速鐵路串聯21個城市群，以減緩人口持續向超大城市如上海市及北京市遷移的趨勢。若從前述的臺灣經驗來看，這一規劃對于實現平衡區域發展的目標，仍有較大難度。

　　我國改革開放35年來，城市經歷了無與倫比的快速增長，為了解決日漸嚴重的城市化問題，來自世界各地，尤其是美國的各種規劃理論充斥在神州大地，包括智能型增長以及新城市主義等等。但是，這些由境外移植而來的學說，能否解決中國的城市化問題是令人質疑的。

　　可以說，中國目前不乏規劃理論，所欠缺的是深植在本土文化土壤中的中國式規劃理論。舉例來說，源自前蘇聯計劃經濟以設計為基礎的城市規劃手法，并不能解決巨型城市如北京市的城市快速蔓延的問題。例如，以往的研究已經顯示，北京市的城市建設用地并不能將土地開發控制在規劃的建設用地范圍之內，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城市開發中，有超過半數的新開發用地都位于該規劃范圍之外。

　　隨著復雜科學的興起，以有機體觀點看待城市發展及規劃的新范式正在形成中。這個范式與中國古典學術思想有許多不謀而合的地方。就城市方面而言，我們大膽地認為，傳統的易經及道家學說可以做為城市理論的基礎。例如，易經六十四卦實際上就是復雜城市系統的縮影，構成了所有城市發展型態的宇集合，“陰”與“陽”分別代表城市中的設施與活動，于是城市發展的變化便可應用這個宇集合加以建模與預測。另一方面，道家學說的立論基礎也正是復雜科學的有機宇宙觀。在這個觀點中，城市發展是一個復雜現象，而且也存在著自組織的規律。例如，在沒有外力干預的情形下，產業在城市中會自然而然聚集而形成規模大小不等的區塊。就規劃方面而言，我們認為孫子兵法將規劃與決策講解得最為透徹。例如，在“計”、“形”及“勢”等篇都精辟地解析決策與規劃之間的依存關系，而其精微縝密之處，甚至超越了當代西方的思想。

　　我們當然不贊成忽略近代西方科學的貢獻，而一味回歸到數千年前的中國科技時代。然而，這些中國古典學術論著包含了最純樸及最具創意的科學思想，我們應該立基在先賢的智慧基礎上，穩健地向前開展，以建構一個蘊涵在神州大地的中國城市規劃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