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山大學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教授　何艷玲

　　改革是中國過去30余年的主基調。2013年則被視為新一輪改革的開始。新改革一定會被賦予全新的內涵和意義，其原因在于中國的市場化改革已經不可避免地推進到了新的階段。

　　黨的十四大提出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要讓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2013年底出臺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進一步提出，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以及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從基礎性作用到決定性作用，意味著市場在整個資源配置中的新定位，也意味著政府職能的新歸位。一方面，中國高速發展至今，無法再依靠大規模消耗資源來推動增長，必須轉向主要依靠科技進步、管理創新和高素質的勞動力配置資源，進一步推動發展。在這些領域，市場都應該也必須發揮關鍵作用。另一方面，政府也并非簡單退出，也有其發揮決定性作用的領域，比如保持宏觀經濟穩定、市場監管、公共服務、社會管理和環境保護等。在這些領域，政府不但不能退出，隨著市場化改革的進一步深入，其在這些領域的職能和責任必須更加深化、實化。因此，中國新一輪的市場化改革，其指向的仍然是合理的政府與市場關系的構建。十八屆三中全會的這一表述，是對改革開放以來社會變化和社會期盼的回應。

　　中國當下面臨的一個挑戰是發生了持續的經濟體制轉軌過程（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但卻沒有實現相關匹配的轉型，即國家治理體制與市場經濟的匹配。因此，我們難以規避、整合各項改革過程中出現的諸多問題，進而導致社會不平等、社會不信任程度日益嚴重，動搖了人們對改革的信心。

　　如何讓市場的決定性作用落到實處，關鍵不在于市場化改革本身，而在于與市場化改革相適應的國家治理體制改革。新一輪的國家治理體制改革，必須讓那些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基本治理要素回歸國家治理體制中。我們需要構建更有效的國家治理體制，這一體制至少有三個價值維度，即更好的品質、更小的成本與更少的傷害。更少的傷害這一維度，是我們以前很多次改革都沒有充分加以考慮的，在當前新的改革設計中，這一價值維度必須凸顯。

　　基于此，從近期來看，國家治理體制改革可以在如下幾個具體方面尋求突破。一是，建立預算公開制度。一個人民看不見如何花錢的政府不可能是負責任的政府，將政府花錢的過程公開，建立透明的預算制度，這是我們現在就能做的。二是，完善央地關系。央地之間的財權、事權匹配，是調整的重點。二者在財事匹配的框架下，各司其職，各盡其能。三是，構建協商決策機制。要讓利益主體共同協商決策機制成為可操作的常態機制，對任何一項重要公共決策而言，利益相關人都不僅是被動參與決策，而是協商過程中的主體。四是，推動科學的社會政策設計。教育政策、養老政策、醫療政策、住宅政策等，其重要性不僅在于幫助社會筑起抵抗市場負面效應的底線，更在于提高勞動力素質。因此，好的社會政策設計，不是“花大錢”的社會保障制度，而是“可收益”的國家社會投資工程，是負責任的政府對整個社會的必要投資。五是，促進專業化的政府管理。將政府管理、國家治理看成一門學問，要意識到“當官”也是“當專家”，是公共部門管理的專家。官員的專業化和專業精神，意味著我們不僅能避免用錯誤的方式解決錯誤的問題，也意味著我們能避免用錯誤的方式解決正確的問題。

　　通過持續推進改革，我們將獲得更強的國家治理能力，并以此整合和吸納市場化改革所可能帶來的社會難題。這些能力要素包括：服務能力，國家能夠滿足日益多元化的社會需求并增加社會福祉；管制能力，國家能夠消解日益劇烈的市場負面效應并保證社會秩序；整合能力，國家能夠吸納社會群體之間不斷擴大的利益差異并促進社會公平；回應能力，國家能夠回應新媒體環境下的民意表達并累積社會信任；領導能力，國家能夠構建新的正當性來源并維持社會穩定。

　　毫無疑問，國家治理體制改革將最終促成市場資源配置起決定性作用的實現，并將在現代國家建設意義上表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真正成熟必定對未來中國發展產生深遠影響。過去30多年，我們通過卓有成效的改革證明了“中國在世界”。未來的30年，我們將以更大智慧、勇氣、魄力在市場改革的同時，全面推進中國的國家治理體制改革，實現“世界在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