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按照“權力清單”管理

　　東方早報：作為上海市政府聘請的少數幾位外省市決策咨詢專家之一，能否談談全面深化改革進程中上海的責任和作用。

　　王長江：上海是我國計劃經濟時代最為典型的大都市，有著強大行政管理體系的傳統。同時，上海也算是我國民族工業發展最早的城市之一，是早期比較成熟的通商口岸，因而也培育了上海人的現代商業精神。在這里，一些市場經濟的基本原則也有很好的體現。

　　十八屆三中全會強調，全面深化改革要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同時政府也要發揮更好的作用。在這樣的背景下，和全國的所有地方政府一樣，上海也有一個觀念的轉變問題。

　　我們過去長期靠政府來管理，現在看來還要充分發揮市場以及社會的作用。這次提出要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的作用，與過去提“基礎性作用”相比又前進一步，原因在于，我們對市場能量的釋放仍然不夠，這就必然和政府功能的轉變相聯系。如果釋放更多的市場能量，就等于說，我們過去理所當然地認為應當由政府來做的事情，可能不一定正確，應該再重新考慮是不是應該不讓政府去抓。

　　所以現在我們列了兩個清單，一個是政府的“權力清單”，一個是對企業的“負面清單”。權力清單就是正面清單，正面清單是給政府的，該干什么，需要做什么，都用法律法規明確化，而沒有明確規定的，政府就不能去干。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轉變。長期以來，我們的政府是一種“無限責任政府”，用鄧小平過去的話說，就是管理很多不該管、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情。現在看來，對政府，必須開出正面的“權力清單”。相反，對市場則應開列“負面清單”，規定不允許做的事情，不在列的則都可以做，這會給企業發展提供比過去寬闊得多的平臺。

　　東方早報：我們一直講所謂“強政府弱社會”，現在有人提出了異議，說這樣區分沒有道理，反而追問，為什么一定要“強社會弱政府”?政府一定要“弱”了才好嗎?所以領導現在強調，我們既要強社會，也要強政府，要使政府與社會都發揮好強大的作用。這讓我想到你曾經談到的“抓和放的邊界問題”。

　　王長江：學術上通常講所謂“強政府弱社會”的時候，其基本的含義也就是指政府過多地承載了它不應承載的功能;說“弱政府”的時候，其基本的含義也就是說要政府少管點事情。

　　十八屆三中全會里面講政府要更好地發揮好作用，我們只能理解為：政府應該在其應該發揮作用的領域更好地發揮作用，而不是過去那種“無所不能”地發揮好作用，否則的話，我們也就沒有必要再提政府職能轉變之類的問題了。

　　放權，就應該有頂層設計，靠部門自己解決和決定將來怎么辦，肯定是不行的。過去改革路徑有一點誤區：上面一聲令下“我們現在要深化改革”，至于怎么深化，就由各個部門自己去想辦法。讓部門去擴自己的權還可以，削自己的權怎么可能?這樣的改革即使有推進，也不可能是徹底的改革。從這個角度講，頂層設計就是要統籌，從更高的層面去超越部門利益，包括更多的社會參與，重新理順政府職能權力，這才是真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