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釋放和激發城市精神

　　東方早報：這幾年，我們看到一些地方的政府工作報告，基本上都是說一年招商引資了多少，大樓造了多少……這些數字到現在已成了地方領導的一種努力方向。怎么改變這種長期形成的模式呢?

　　王長江：解決這樣的問題，說小一點就是要依靠社會進行社會建設;說大一點，就是要把民主這一國家政治發展的方向。為什么說要依靠社會進行社會建設?就是說這個社會究竟怎么建設，一定還是要生活在這個社會中的人們最有發言權，如果始終是長官意志，那弄得不好就脫離了老百姓。

　　現在我們講社會治理創新，這一個概念實際上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為治理意味著管城市的方式變了，不是說誰官大誰就說了算，而是各種社會主體，老百姓、企業，包括媒體，還有其他社會組織，都應成為社會管理的主體，參與城市的建設，來共同謀劃城市的發展。

　　那為什么往大的說就是民主是這個國家政治發展的方向呢?這是因為，市場經濟最大的特點就是讓人們自己有自己的利益可以追求，這樣的話，利益就成了人們考量事物的一個重要因素。從這樣的一個角度說，人們自然是要參與到整個社會的治理當中去，也要參與到公共權力的運行當中去，這是很自然的一種邏輯，問題就在于你能不能把這些納入到你的體制當中。你不把它納入進來，它就在外面變成一種沖擊性的力量，比如說上訪等等。而你把它納進來，它就變成了一種建設的力量。對于一些公共性的事務，大家參與，大家商量，不就是協商民主的要求嗎?所以民主應該是我們從大的角度去考慮的一個方向性問題，是非常重要的頂層設計。

　　東方早報：你的意思是不是說，你既然承認經濟上的利益，承認人們追求利益的正當性，那你也就同時要承認政治上的權利，承認人們享有并行使政治權利的正當性?

　　王長江：是這樣。在這個問題上，我覺得和我們剛才談的城市精神有異曲同工之處，為什么呢?不是說還需要判斷這種意愿不存在，因為你市場經濟已經發展二三十年了，人民的這種意愿是客觀存在的。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在政治上要做主的愿望也產生了，更何況我們的政治口號中從來都不缺“人民當家做主”這一條。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你說我們現在搞民主還不行，條件還不具備等等，就會和實際發生脫節甚至沖突。

　　我們應該積極回應社會和百姓的這種訴求，在制度變革、政策設計的過程中，去適應這種變化，回應人民群眾的需求和愿望。遺憾的是，我們一些人假裝沒看見，還用一些大而化之的和已經過時的大家都不相信的東西來教訓老百姓。我們黨執政治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隨著時代的變化，也存在一個執政黨理念的轉變問題。我們必須看到，在社會的發展中，民主實際上是利益推動下出現的必然訴求。

　　東方早報：我們實際上已經從城市精神，談到了其他方面，談到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問題了。那么王老師，我們如何來認識城市精神和全面深化改革之間的關系和互動呢?

　　王長江：前面我們說了，城市精神就是類似于那種在市場經濟發展基礎上而出現的城市“精、氣、神”，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說它和深化改革應該有著很深的淵源，是一種正相關。在某種程度上，我覺得全面深化改革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如何把城市精神給釋放出來、激發出來，這是特別重要的。說穿了還是我剛才說的，繼續讓社會有更多的參與，而這種參與本身就是一種城市精神的體現。

　　全面深化改革

　　是“被問題逼出來的”

　　東方早報：中國的改革開放是從1978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的，在我印象中，改革這個詞此后就沒有中斷過，比如經濟要轉型要轉變等，現在又提出要全面深化改革。“全面”還好理解，表明改革的廣度，那又怎么去理解這個“深化”呢?

　　王長江：我認為“深化”實際上還是跟我們改革的路徑有關系。我們選擇了由易到難、由簡單到復雜的改革路徑。因此，改革進行了那么多年，成績很多，問題也不少;該改的大部分都改了，留下的全是大問題;改的過程中取得了經驗，但也有教訓。這一次三中全會之所以要全面深化改革，是“被問題逼出來的”。

　　東方早報：這些問題都是難啃的骨頭吧?

　　王長江：確實都是難啃的骨頭。所以面對這些大問題，就必須有深層次的思考，特別是需要有一種“殺出一條血路”的精神。

　　所謂“深化”，我理解就是啃硬骨頭，就是解決大的問題。

　　東方早報：但是大的問題恰恰是最難解決的問題。

　　王長江：大的問題肯定最難解決，因為它不僅“傷筋動骨”，還涉及到既得利益的問題。多年來，我們注意到，存在著不合理的體制和政策，這些體制和政策或許能夠帶來一定時期或者某個領域的績效，如經濟的增長以及財富的增長等等，但它在創造績效的同時也制造并沉淀了不合理的利益格局。要深化改革，就必須打破這種既得利益格局。可見難度是非常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