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南開大學副校長 朱光磊

　　在市場機制尚未完善時，政府該進則進；待社會力量發育成熟時，宜退則退。“進退有余”的過程中，地方政府要處理好“慣性行為”與擇機“主動退出”的關系。

　　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履新以來，把轉變政府職能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馬前卒”和“當頭炮”，重視程度前所未有，改革力度史無前例。十八屆三中全會進一步提出，科學的宏觀調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發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優勢的內在要求。顯然，深化機構改革、轉變政府職能，是實現有效政府治理的前提條件。

　　方此之時，政府該做什么、不做什么，總體上已不言而喻。但如何運用精確化思維方式，明確政府權力的縱向劃分和橫向界定，劃定政府與市場、社會的活動邊界，是需要各地政府仔細思量謀劃的。

　　毋庸贅言，現代的政府首先是“有限政府”，同時也是“有為政府”。所謂“先進后退”，意味著在市場機制尚未完善時，政府該進則進；待社會力量發育成熟時，宜退則退。“進退有余”的過程中，地方政府尤其要處理好“慣性行為”與擇機“主動退出”的關系，經濟行為也要由直接介入經濟事務，轉向提供公平競爭的發展環境，進而增強經濟社會的發展活力。

　　從“全面挺進”到“有進有退”，從“無處不在”到“有所為有所不為”，其中的核心就是打破“全能行政”觀念。盡管很多方面仍然需要政府發揮重要作用，但透明機制、績效管理、民眾導向等都已成為顯著趨勢，可以配合政府更好治理。浙江杭州曾推出湖濱晴雨工作室、杭網議事廳等社會管理創新舉措，探索“以民主促民生”、“以民主促發展”的有機結合，積極推動公民有序參與政府決策，在急速的城市化進程中，對于化解矛盾、實現政府與公眾的良性互動，起到了很好作用，也讓社會自發性力量在政府“有所不為”的地方大放異彩。正如十八屆三中全會要求的，鼓勵和支持社會各方面參與，實現政府治理和社會自我調節、居民自治良性互動。

　　暢通參與渠道，機制調整不可或缺；轉變政府職能，更應以“機制調整”促進“體制變革”。當前，很多人一提到社會問題就習慣性地歸咎于“體制”，其實很多問題不是因為宏觀的“體制”，而是源于具體的“機制”。體制改革和機制調整有關聯有不同，體制改革牽一發而動全身，不易輕為；機制調整則相對可以因時而變、隨事而制，即使是微小調整、點滴改良，往往也能起到繩鋸木斷、水滴石穿的作用。

　　比如說，實行網上受理信訪制度，屬于主動機制創新，可以及時就地解決群眾合理訴求機制。前一段時間許多地方普遍反映的“辦證難”現象，則屬于問題倒逼機制創新，需要在回應群眾訴求中革除積弊、完善制度。以“機制調整”促進“體制變革”，就能通過日拱一卒的點滴進步，實現民主政治與政府治理能力的相互促進，為行政體制改革爭取制度上的空間和機遇，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十八屆三中全會描繪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藍圖，中國再次站在一個關鍵的歷史節點。瞻望未來，轉變政府職能既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內容，也是保證改革取得成功的基本前提。一個“有限”的政府，才能充分調動社會和市場的力量；一個“有為”的政府，才能履行好政府職責，給人民帶來更多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