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形成投資與消費動態平衡的新格局

　　用“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取代“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就是要尋求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由政府主導向市場主導的有效路徑。當前，經濟轉型的突出矛盾在于投資消費失衡，投資消費失衡的體制根源在于資源配置中的政府主導。經濟轉型不是要不要投資的問題，也不是投資多寡的問題，而是讓市場規律充分發揮作用，使投資結構與社會需求結構相適應，減少和停止低效、無效投資，增加和擴大適應市場需求變化趨勢的投資。

　　1.政府主導必然導致投資主導。投資沖動實質上是政府的投資沖動。這些年，低成本的投資擴張、以鋪攤子和造新城為突出特點的投資擴張，背后的驅動力是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在經濟總量導向的中央地方財稅關系、GDP政績觀等條件下，政府主導資源配置，不可能不造成投資主導，不可能不扭曲投資消費關系，不可能形成投資消費的嚴重失衡。

　　2.投資主導已走到盡頭，迫切需要轉型。投資主導的經濟增長方式難以為繼，不僅是因為這些年以歐美為重點的外部市場需求萎縮、國內投資效率明顯下降，更重要的原因是，投資主導的增長，很大程度上是為了做大GDP而投資，帶來投資消費的嚴重失衡，使產能過剩呈現出全面性、長期性，甚至絕對性的突出特點。當然，市場經濟條件下一定的產能過剩難以避免，像中國這一輪范圍如此之廣、數量如此之大、影響如此之深的產能過剩歷史上卻并不多見。如果解決得好，就能帶動經濟結構轉型升級取得重大進展;反之，不僅目前面臨的問題難以緩解，而且會引發諸多新矛盾甚至導致經濟危機。這種情況下，投資主導的增長還能走下去嗎?

　　3.推動消費主導的投資轉型，加快調整投資結構。加快投資轉型，需要在消費主導的經濟轉型上盡快形成共識。近兩年，我們一再建議加快推進消費主導的經濟轉型，主要基于以下分析判斷：第一，投資消費失衡日益成為經濟生活中最突出的矛盾，投資主導形成的嚴重產能過剩積累了巨大的經濟風險；第二，消費結構升級、消費釋放正處于重要階段，釋放13億人的消費大市場是中國“最大的紅利”、最大的優勢；第三，經濟轉型的關鍵是從投資出口拉動向消費拉動、創新驅動轉變；第四，走向消費主導，不是投資不重要，而是重在推進投資轉型，實現投資與消費的動態平衡。

　　三、形成以公益性為重點調整優化國有資本配置的新格局

　　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需要明確界定國有資本的角色。這些年，國有資本在競爭性領域分布過寬、公益性不足的矛盾比較突出，很大程度上抑制了非公經濟的活力。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國有企業屬于全民所有，是推進國家現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并強調“國有資本加大對公益性企業的投入，在提供公共服務方面作出更大貢獻”。應當看到，國有企業改革與政府、市場關系的關鍵問題，形成以公益性為重點調整優化國有資本配置的新格局。

　　1.明確國有資本提供普遍福利的目標，把國有資本重點配置到公益性領域。從實踐看，國有資本的主導作用主要在于它能夠比社會資本更快地反映社會需求變化，從而發揮對全社會投資方向的引領作用。適應社會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長的客觀趨勢，把國有資本重點配置到公益性領域，不僅有利于國有資本本身的投資轉型，還有利于為社會資本投資釋放出更多、更大的制度空間。這就需要推動國有資本從一般競爭性領域退出，重點投入到教育、醫療、文化、社會保障、基本住房保障等社會公益領域。

　　2.提高國有資本收益上繳公共財政的比例，提高國有資本用于公共服務領域的比例。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完善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制度，提高國有資本收益上繳公共財政比例，2020年提到30%，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目標。考慮到我國到2020年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總體實現的現實需求，建議加大改革力度，爭取該目標提前實現，并劃轉部分國有資本充實社會保障基金。

　　3.在打破壟斷上取得進展。當前，非公有制經濟在支撐增長、促進創新、擴大就業、增加稅收等方面的作用越來越大，但與國有經濟相比，無論從政策和體制安排上，都處于明顯的劣勢地位。新階段深化國有企業改革，更需要堅持權利平等、機會平等、規則平等，廢除對非公有制經濟各種形式的不合理規定，消除各種隱性壁壘，制定非公有制企業進入特許經營領域具體辦法。鐵路、電力、電信、石油、民航、郵政等行業競爭性環節對民間資本全面放開，進一步破除各種形式的行政壟斷；自然壟斷環節應吸納民間資本廣泛參與，以拓寬社會資本投資空間。

　　4. 公共服務業也要對社會資本開放。未來5-10年是城鄉居民教育、文化、健康醫療、養老等服務需求集中釋放的重要時期。以文化產業為例，要實現文化產業增加值由2012年占GDP的3.48%提高到2020年占8%的目標，初步估計需要累計投資20萬億元左右。在加大國有資本投入的同時，通過政府采購、服務外包等多種形式支持社會資本進入社會公益領域，形成政府、市場、社會多方面合力，辦好公共服務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