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央黨校教授　王東京

摘編：無論是定價還是收費，由市場配置燈塔皆會產生額外的交易費用，這也是為何古今中外燈塔要由政府提供的原因。與燈塔類似，諸如國家安全、社會公正、助弱扶貧等也都具有公共品屬性，為節省交易費用計，此類項目也應由政府配置。

　　從鄧小平發表“南方談話”起，國內關于政府與市場關系的爭論已有20年。不過爭論歸爭論，中央高層推動市場化改革的取向從未變。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強調，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此提法前所未有。

　　眾所周知，之前的提法，是讓市場發揮“基礎性調節作用”。顧名思義，所謂“基礎性調節”，是一種“覆蓋性”調節。當年亞當·斯密有個形象的比喻，說資源配置有兩只手：政府有形的手與市場無形的手。而且斯密認為，資源配置應首先用無形的手，只有那些市場覆蓋不到的地方才需政府拾遺補缺，用有形的手去調節。

　　亞當·斯密講得明白，可上世紀30年代國際上還是發生了一場大論戰。當第一個計劃經濟國家蘇聯建成后，許多學者為計劃經濟大唱贊歌，可奧地利經濟學家米塞斯1920年發表文章指出，資源的優化配置不可能通過“計劃”實現?？扑?937年發表了那篇令他名聲大噪的《企業的性質》，其分析獨具匠心?？扑拐f：資源配置在企業內部是計劃；在企業外部是市場。于是科斯問：如果計劃一定比市場有效，可為何沒有哪家企業擴張成一個國家？相反，若市場一定比計劃有效，那人類為何會有企業存在？由此科斯得出結論；計劃與市場各有所長，互不替代，兩者的分工決定于交易費用。

　　“交易費用”人們今天耳熟能詳，這里無需再解釋。科斯的意思是，資源配置用“計劃”還是用“市場”，就看何者交易費用低。若計劃配置比市場配置交易費用低，就用計劃；否則就用市場。邏輯上，科斯這樣講應該沒錯；可困難在于，交易費用是事后才知道的結果，事前難以預知計劃與市場誰的交易費用低，既然不知，我們又如何在兩者間作選擇呢？

　　驟然聽是棘手的問題，不過仔細想，我們對交易費用并非全然無知。至少有一點可肯定，但凡市場失靈的領域，計劃配置的交易費用就要比市場配置低。比如“公共品”，由于公共品消費不排他，供求起不了作用。經驗說，此時公共品若由市場配置，交易費用會遠比計劃配置高。以燈塔為例。燈塔屬典型的公共品，顯然，燈塔若由市場配置會有兩個困難：一是難定價。由于燈塔消費不排他（你享用不妨礙我享用）；且不論多少人同時享用也不改變建造燈塔的成本，故市場無法給燈塔服務定價；另一困難，也是由于燈塔消費不排他，過往船只中誰享用或誰沒享用燈塔服務無法辨別，于是給燈塔的主人收費造成了困難，若是強收，勢必引發沖突。

　　可見，無論是定價還是收費，由市場配置燈塔皆會產生額外的交易費用，這也是為何古今中外燈塔要由政府提供的原因。與燈塔類似，諸如國家安全、社會公正、助弱扶貧等也都具有公共品屬性，為節省交易費用計，此類項目也應由政府配置。

　　是的，由于公共品（服務）不同于一般競爭品，它只能由政府配置。反過來，非公共品即一般競爭性資源的配置，就要交給市場，政府必須走開。當然，這么做并不是市場配置無交易費用，交易費用仍然有，但相對政府配置會低很多。用不著多舉例，想想從前的計劃分房吧，今天為何要用貨幣購房取代計劃分房？重要一點，就是以往計劃分房的交易費用太高。

　　回頭再說“市場決定”，對此學界有多種解釋，而我認為最關鍵的是市場決定價格，準確講是供求決定價格。不然價格脫離了供求，資源配置必方寸大亂?？闪钊诉z憾的是，時下卻有不少人堅持政府管價格，認為不如此就無法照顧低收入者。其實這看法似是而非，政府照顧低收入者可給他們補貼而未必要管價格；管價格只會適得其反，令短缺商品更短缺。

　　我所想到的第二個重點，是由價格調節供求。事實上，價格調節供求的過程就是結構調整的過程。比如某商品價格上漲，表明供應短缺，受價格指引企業會多生產；某商品價格下跌表明過剩，企業會少生產。這樣看，生產什么或生產多少要由企業作主。要知道，政府并不知未來怎樣的結構是好結構，官員也不會比企業家更懂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