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東方周刊》：下一步中央和地方行政體制改革將重構三個關系：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政府和社會的關系；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關系。此次決定指出“必須完善立法、明確事權、改革稅制、穩定稅負、透明預算、提高效率，建立現代財政制度，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如何以建設現代財政制度的角度來解讀未來的央地關系？

　　劉元春：這一問題非常復雜，是此次改革經濟領域的核心問題之一。政府職能轉變很重要地體現在財權、事權和中央地方關系的重新確定。這需要改變對地方政府的激勵體系，改變其在資源配置中的位置，這里面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是要有一個財權與事權相匹配的政府機制。

　　開征財產稅、消費稅、增值稅，進行結構性減稅，也會進一步推進。針對土地交易領域，政府收取經費的環節也會發生改變。農村建設用地要進入城市，政府會更多在中間的流轉環節征稅，而非以前那樣的統一收回拍賣。

　　改變供求關系，更重要的是在支出方面。當前，很多社會統籌、福利體系是由省級統籌，地方支出，下一步將進入中央統籌這一階段，這會積極改變當前事權大于財權的格局，使地方尋求預算外資金的沖動有所緩解，不過也會導致今后轉移支付的專項資金減少。

　　地方政府整體職能和中央的重新劃分完成之后，其收入和支出結構會因為稅權和事權的改變而變，監督方式、考核方式的重大調整也將改變其行為模式。這些積極變化，會讓人民有信心看到未來土地財政惡性循環的逐漸消失。

　　不過，無論是制度體系運轉的長期性，還是激勵方式、監督方式改善的漸進性，我們都要看到這一轉變的過程也會是漫長的。

　　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給出的只是一個改革藍圖，真正的核心在于落實。如何落實這樣的系統性改革，需要一個真正的強有力的改革體系，這種強力體系能否構建成功是一個關鍵。

　　十八屆三中全會繪制出的藍圖能否順利實施，核心在于推進改革的主體的全局性、權威性，是否能夠在改革過程中超越部門、集團的利益。如果不具備這一能力，就不能忽視“政令不出中南海”的潛在問題。（姚億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