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河南省政府發展研究中心主任 王永蘇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社旗縣推行“三加”模式，實現了基層黨建與農村發展的有機結合，發揮了基層黨組織的戰斗堡壘作用和政治核心作用，提高了基層黨組織在群眾中的凝聚力和影響力，對于新時期加強和改進農村基層組織建設，提高基層組織治理能力具有重要意義。

　　社旗縣的“三加”模式探索值得充分肯定。

　　首先，“三加”模式促進了農業生產經營方式的轉變。在不改變農村基本經濟制度的前提下，通過“產業加基地”把分散的農戶組織起來，實行統一經營，規模化生產，把農戶的小生產與大市場聯系起來，有利于防止農產品賣難問題，降低了農戶的生產經營成本和市場風險，獲得了較高的規模效益和聚集效益。

　　其次，“三加”模式促進了基層黨組織建設與經濟發展的有機結合。通過支部加協會把村干部和黨員組織到新型經濟組織中，同時，通過積極吸收農村優秀人才進入基層黨組織，形成了基層黨建工作與農村經濟發展的良性互動，真正把黨建的成效體現在經濟發展上，在農村基層黨建工作有效對接農村發展方面走出了一條新路子，是新時期推進農村基層黨組織建設的新探索，是創建“服務型”黨組織的新嘗試。

　　再次，“三加”模式為新形勢下基層黨組織貫徹落實黨的群眾路線提供了示范。通過黨員加農戶構建協會與會員、黨員與農戶的幫扶聯合體，為農村基礎黨組織和廣大黨員踐行群眾路線、貫徹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找到了著力點，提高了基層黨組織在群眾中的威信和影響力，也為即將開展的第二批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提供了新看點。

　　完善“三加”模式需要進一步研究的幾個問題。古人云：不謀全局者不足以謀一域，不謀萬世者不足以謀一時。河南的全局和長遠發展趨勢就是以新型工業化城鎮化帶動農業現代化，就是打破城鄉二元體制，建立健全城鄉一元化的體制機制，以城鎮化引領三化協調發展。這就要求非農產業集聚集群發展，吸引人口向各級中心城市和特色產業重點鎮集中，通過工業的集群發展和人口集中促進第三產業發展，加快產城融合；在農民不斷減少的基礎上促進耕地向留在農村的農業大戶集中，擴大農業的人均規模，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和經濟效益，緩解農業投資收益遞減，通過農業規模化促進農業現代化；通過城鎮化以較低的成本改善民生，通過農村土地整治復耕保障耕地占補平衡，實現工農城鄉的互促共進。從這個意義上看，推廣“三加”模式還有一些應當進一步研究的問題：

　　一是如何預防農產品賣難。除了城中村、城郊村、劉莊那樣的特殊村，一般農村的優勢還是發展農業。在農民人多地少的條件下，隨著“三加”模式的完善和推廣，人才向農業農村的回歸，農業生產的持續發展，農產品供給增加速度可能超過市場需求增加速度，導致農產品市場價格和效益下降，農產品的市場約束將相應突出出來，需要在更為廣闊的背景上作戰略思考與謀劃，破除農業生產的市場約束。

　　二是如何解決人多地少的問題。在人多地少條件下，提高農業生產經營的組織化程度是難題，提高農業生產經營的人均規模化程度，則是更加困難的問題。“三加”模式能夠有效提高農業生產經營的組織化程度，也通過組建合作社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農業生產經營的規模化程度，對于化解小規模農戶與大市場的矛盾效果明顯。但是，這種通過合作實現的集體規模化，與通過持續穩定減少農民、促進土地流轉實現的人均規模化，即從根本上解決人多地少問題的規模化，仍然具有實質性的不同。在推廣“三加”模式的過程中，如何化解農業人均耕地少、人均規模小、農業勞動生產率低的問題，還需要進一步深入研究。

　　三是如何解決遠離城市的小規模農村發展非農產業條件比較差的問題。實現農村經濟社會大發展，僅僅依靠農業是不可能的，從長遠和全局看，必須依靠非農產業的發展，而非農產業的持續發展需要集群和人口的規模聚集。一般來說，城中村、城郊村、特色產業小城鎮才具備這樣的條件，應當優先、重點在這些地方推進。對那些遠離城鎮的一般農村，發展非農產業的條件比較差，農業的比較效益低，如何實現經濟社會的大發展，對于“三加”模式來說仍然是一個需要破解的難題。

　　四是如何降低農民進城的機會成本問題。古有“相濡以沫，未若相忘于江湖”之說，對于一些青年農民來說，離開農村，進入城鎮可能是他們增加收入、改善民生的捷徑。目前中國大陸大約有2億多農民工，河南有2000多萬農民工。2000年到2010年，中國大陸平均每年減少鄉村常住人口1332萬人，同期河南每年減少鄉村常住人口126萬人。產生這種現象的根本原因在于人多地少條件下農業比較效益低，一般農村的農民就地就近非農就業的崗位少，收入低。如果說解決農民工問題的戰略方向是推進以人為本的城鎮化進程，加快農民工轉市民步伐，那么在“三加”模式下如何降低農民進城的機會成本，解除農民向城鎮轉移的后顧之憂，是推廣“三加”模式應當研究解決的現實問題。⑥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