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魯可榮

　　由浙江師范大學和發展中國論壇主辦的“紀念農村改革35周年暨近現代(百年)中國名村變遷與農民發展”學術研討會于2013年10月18日在北京召開。來自全國人大、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中共中央黨校，民革中央、農業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人民大學、中國農業大學、中國農業博物館、安徽省循環經濟研究院、德州市委以及周臺子村、花園村和小崗村等40余名代表參會。與會代表圍繞“近現代(百年)名村變遷與農村發展”、“農村改革35年來的名村變遷與農民發展”以及“農村改革35年來的成就和未來改革”等主題進行了深入的交流討論。

　　近現代(百年)名村變遷與農村發展

　　會議認為：開展近現代中國農村變遷與農民發展研究意義重大。中國是一個農業古國、農業大國、將來要發展成為農業強國，不能沒有農業發展史、農村變遷史和農民發展史。為農業、農村和農民著歷史，不僅是完善新中國史學研究體系的需要，更是為農業、農村和農民謀發展的現實需要。通過總結歷史、探索中國“三農”現代化的未來道路、戰略和政策，促進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有重要的現實意義，應該組織力量加強研究。本次會議上，浙江師范大學農村研究中心(R C C )研究團隊發布了“近現代(百年)農民發展研究成果”、“毛澤東《興國調查》中八個農民家庭跟蹤調查研究成果”、“中國名村變遷與村域集體經濟發展研究成果”、“民國鄉村思想史研究成果”。

　　R C C研究團隊認為：農民發展是農民的基本生存權利不斷獲得、不斷滿足，生存保障條件不斷改善的過程；是經濟增長帶來農民物質生活持續改善的過程；也是社會發展帶來農民的社會文化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的過程。車裕斌教授領銜的課題組據此構建了農民發展水平評價指標體系，選擇1911年、1936年、1953年、1978年、2011年五個歷史時點的歷史數據，對百年來農民發展進行了定量評價，得出下結論：近現代(百年)中國農民發展的歷史過程大致可以劃分為建國前的停滯發展階段與新中國成立后的快速發展階段；新中國成立后，我國農民在生存保障、物質生活、社會文化生活等各個方面的水平，都有了大幅度的提高，農民發展逐步進入了良性發展軌道；當前，我國農民已經步入均衡發展周期；著力提高農民收入，通過多種途徑為農民提供豐富多樣的精神文化產品，積極改善農民的食物結構，是當前和未來一段時間內，我國農民全面均衡發展必須重點解決的關鍵問題。

　　R C C團隊的另一項研究成果證實：新中國成立60多年來，農村經濟社會以及農民發展是翻天覆地的，農戶經濟及農民生產、生活方式都發生了巨大轉變。魯可榮教授通過對毛澤東《興國調查》中八個農民家庭變遷及生產與生活發展的回溯比較發現：農民家庭從自給自足的傳統小農生產逐步向市場化、社會化的現代小農生產轉變；產業結構由家庭化的純粹小農經濟向非農經濟為主農業兼業化轉變；家庭生活水平從難以養家糊口到基本維持溫飽向生活寬裕邁進；家庭消費結構從生存型消費向健康享受型消費轉變；農民生命健康保障和社會保障體系從無到有而且逐步完善。但是由于大量年輕人外出務工而產生的農村留守人群問題和農村“空心化”問題，家庭生活方式的“城鎮化”產生的農村資源環境問題，傳統家庭農業生產經營方式及農業兼業化難以適應新型工業化、農業現代化發展需求等問題導致了傳統農業型村落轉型與農民發展面臨諸多困境。在急劇的生產方式轉型和制度變革過程中，如何實現欠發達的傳統農業型村落的成功轉型與農民的全面發展成為十八大提出的“堅持走中國特色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道路，促進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戰略的關鍵所在。

　　R C C認為：集體經濟長久存在是人類遵循適者生存法則自然選擇的結果，而不是人們的行為偏好或意識形態的強制。在當今中國社會思潮中，人們對社會主義農村集體經濟的誤解越來越深，以至于影響了當前我國村級集體經濟發展。王景新教授的研究結果顯示：當前我國行政村域已具相當規模，農戶家庭經營收益普遍有保證，為長期穩定地解決農民溫飽問題發揮了基礎性作用；但是，村級集體經濟卻普遍貧窮，多極分化嚴重，與維持村級組織基本正常運轉和村域社區基本公共服務供給所需要支出快速增長趨勢相比較(年均純收益不能低于10萬元)，有不低于70%的村即組織運轉和社區基本公共服務尚需依賴轉移支付來維持。發展壯大村級集體經濟刻不容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