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東師范大學人口研究所終身教授桂世勛認為，應高度關注有些地區存在的社會撫養費“變相返還”現象，任何一個地方計劃生育部門不能直接使用征收的社會撫養費。同時在財政撥款時也不能變相形成“哪個地方征收的社會撫養費愈多，上級財政下撥的計劃生育經費也愈多的機制”。他認為，這些因征收社會撫養費“返還”給下級部門的財政撥款，也一定要用于計生工作，彌補計劃生育獎勵扶助金的經費不夠或者辦公經費不夠，絕對不能用于發放計劃生育工作人員的獎金。(來源：《中國青年報》9月16日)

人口學者梁建章認為，社會撫養費的征收標準、由誰來征收，應交由社會公開討論，由全國人大確定。此后，社會撫養費的收支必須公開透明、接受審計。 （來源：《新京報》8月31日）

深圳大學管理學院教授肖俊表示，社會撫養費名義上繳財政，實則審計放空。全國收了十幾年，如今成了一筆糊涂賬，審計部門有必要將其納入監管，到了給社會撫養費算筆明白賬的時候了。 （來源：《新京報》9月9日）

北大法學院教授湛中樂認為，各地社會撫養費的征收標準不統一，是制度法規本身帶來的問題，反映了立法層面的不統一。他認為社會撫養費制度既然要在全國推行，國家就應制定相對統一的征收標準。然而，國務院目前授權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制定當地的征收標準，給地方立法太多的自由空間。此外，社會撫養費制度已實施十多年，到底效果怎樣，不僅公眾有權知道，立法機關和決策部門也要認真反思。因為對于任何一部法律，都要通過實施效果來檢驗制度的科學性與合理性。他表示，從長遠來看，中國應取消社會撫養費，這不僅因為中國的生育率已經很低，更因為這是對公民生育權的極大限制。（來源：財新網9月23日）

南開大學政治學系系主任，教授程同順認為，在“財政返還”等亂象面前，地方再不情愿也要開展審計，對于社會撫養費的審計能揭其征收、管理、使用中的種種問題，對于有針對性的提出整改意見有指導性作用。社會撫養費應明確用途，這部分錢可用在失獨家庭的補助等具體行為。（來源：《檢察日報》9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