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研究員 閔家胤

??? 這句話是控制論創始人維納講的。《控制論》于1949年發表之后，維納在1954年出版了另一本名著The Human Use of Human Beings，討論“控制論與社會”。這本書中文版由陳步翻譯，商務印書館1978年出版。當時，禁談“人性”的極左思潮尚未得到清除，譯者和出版社可能都還心有余悸，故不敢直譯書名，被迫曲譯為《人有人的用處》——同語反復，毫無意義。這個英文書名，我認為中文意譯應當是“對人的合乎人性的使用”，直譯則應當是“把人當人使用”。

　　在人類歷史上，在不同時期、不同國度，曾經有過“把人當祭品使用”，“把人當會說話的牲口使用”，“把人當愚昧無知的勞動力使用”，“把人當商品使用”，以及“把人當齒輪和螺絲釘使用”的種種情況，總之是不把人當人使用。當然，也有社會“把人當人使用”的情況。

　　在上一個世紀，計劃經濟同市場經濟競爭了幾十年，為什么結果是計劃經濟落敗而市場經濟獲勝呢？我認為最深刻的原因就是計劃經濟逆人性而市場經濟順人性。中國傳統的社會-歷史哲學講“勢”，我愿把順人性治理稱為順勢治理，把逆人性治理稱為逆勢治理。順勢治理如水之就下，無須強加外力而效果頗佳；相反，逆勢治理如逆流而上，必得強加外力而效果不好。

　　試回想中國施行計劃經濟的年代，各單位都需要黨政工團婦不斷做政治思想工作，需要開大會、做動員甚至開聲勢浩大的誓師大會，需要政治學習甚至不斷搞運動整人，需要抓革命、促生產甚至挑燈夜戰，還需要人人斗私批修，年年評勞模戴紅花，“天天讀”學毛選。結果生產還是上不去，經濟落后，物資匱乏。改革開放年代，逐步推行市場經濟，打破鐵飯碗，實行雇傭制和聘任制，用市場、工資和獎金調節，調動人的利己本性，不再做那些無用功，結果生產上去了，經濟發達了，物資豐富了。可見人性的力量。

　　是呀，人性利己，可始終是推動生物進化和社會進步的根本動力。

　　人有無窮潛力，可是這潛力既是動力也是破壞力，恰如元素中的鈾235：既可以用來造原子彈，也可以用來發電。把鈾235用來發電提供動力，而又不讓它的放射性外泄造成破壞，就要建造安全可靠的核反應堆，社會“把人當人使用”也得這樣。核反應堆需要設多層防護，對人的使用也需要設多層防護。第一層防護是道德，第二層防護是政策，第三層防護是法律。

　　道德是心防，是隱形防護層，靠從小養成和個人內心自律，它給人性提供的釋放空間最小。某些社會倚重道德，對人性束縛過緊，結果培養出許多人格萎縮的偽君子，有時甚至上演禮教吃人和宗教戒律殺人的悲劇。政策是執政黨和政府為實現特定的社會目標制定的臨時性規范，是柔性防護層，它給人性釋放提供中等大小的空間。政策便于動態調節，然而政策多變又令執行者無所適從，直至“上有政策，下有對策”而失去效用。法律是國家制定和頒布的社會普遍規范，由司法機構強力實施；既規定權利，又規定義務，既規定行為模式，又規定法律后果，因此是剛性防護層，它為人性釋放提供了最大空間。

　　亞里斯多德寫道：“法治比任何一個人的統治來得更好。”洛克在《政府論》中提出法治的原則：個人可以做任何事情，除非法律禁止；且政府不能做任何事情，除非法律許可。因此，法治，也只有法治能實現維納的愿景：令個人得以“最大限度自由地去發展體現在他身上的種種可能性”，而又不對社會造成破壞；國家則得以“把人當人使用”，實現對人性的可控核裂變。現代社會是法治社會，一切活動都有法可依，法制健全程度是現代社會成熟程度的尺度。

　　值得注意的是，一個世俗社會，沒有從小培養個人私德，成人就容易不遵守社會公德。政策多變，時有空子可鉆；再加上法制有時被操控成柔性的。如果三個防護層都稀松，其總的結果當然是道德滑坡，物欲橫流，亂象叢生，腐敗透頂。